中國話語權的五個基本層次

　　《湖北日報》日前發(fā)表了中央黨校副教育長、教授韓慶祥的文章提出，中國話語權應包括五個基本層次。

　　“堅實的話語基礎”，有底氣。指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科技、軍事等在世界上具有發(fā)展實力及國際地位。

　　“科學的話語體系”，有思想。指基于中國道路、中國成功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國問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及其他學術思想。

　　“堅定的話語自信”，有自信。指積極參與建設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每個人，要對我們的政黨、國家、民族、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對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等，充滿堅定的自信。

　　“有效的話語方式”，有吸引力。指闡述、表述、傳播中國理論、故事、聲音時，在與世界對話時，要具有行之有效的表達方式或言說方式，不僅能講，而且要講得受聽。

　　“被認同的國際話語權”，有主導權。這種主導權既包括能快速廣泛有效傳播的傳播力、合理確定標準和定義事物或對象的解釋力、與其他話語體系平等對話的對話權，也包括被世界認同的影響力。

　　糾正對文化產業(yè)的誤讀

　　日前,《文匯報》發(fā)表了中央黨校教授范玉剛的文章指出,不論在社會上還是在學界，均不同程度上對文化產業(yè)存在誤讀，甚至在實踐中扭曲文化產業(yè)發(fā)展的本性，這在深層次上制約著中國文化的崛起。

　　就現(xiàn)實而言，當前大家普遍詬病的文化的空心化、內容的粗鄙和空洞化，以及借文化之名行“圈地”之實的產業(yè)園區(qū)亂象，或過分追逐文化經濟價值導致GDP至上從而“綁架”文化的事件，似乎都與文化產業(yè)有關，但把這些問題都一股腦兒推到文化產業(yè)身上是不正確的。否則,世界上某些文化產業(yè)強國早就文化淪喪了，何來全球文化軟實力的相互激蕩和強勢文化對我們的入侵？因此，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我們對文化產業(yè)的特性和發(fā)展規(guī)律認識不清晰、把握不準確，是理念的偏頗和淺薄使得對文化產業(yè)的理解膚淺化了。

　　德國對萊茵河流域治理的經驗

　　黑龍江大學張璐璐日前在《光明日報》撰文指出，萊茵河被稱為德國的父親河，半個世紀前成為生物學意義上的“死亡之河”，而如今卻“死而復生”。從立法的角度看，德國對萊茵河的治理體現(xiàn)了環(huán)保立法的三項原則。

　　風險預防原則。在德國現(xiàn)行環(huán)境法規(guī)中，風險預防是一項最基本的原則。1975年制定《洗滌劑和清潔劑法規(guī)》，規(guī)定了磷酸鹽的最大值；1990年對含磷洗滌劑加以明文禁止，有效遏制了萊茵河的富營養(yǎng)化趨勢。

　　污染支付原則。德國最早提出“誰污染誰買單”主張，通過經濟手段來保證環(huán)保法規(guī)的法律效力。1976年制定《污水收費法》，向排污者征收污水費，對排污企業(yè)征收生態(tài)保護稅，用以建設污水處理工程。同時，相關法規(guī)令污染企業(yè)得不到銀行貸款。

　　廣泛合作原則。1994年頒布《環(huán)境信息法》，規(guī)定公眾參與的詳細的途徑、方法和程序，在立法上保證公眾享有參與和監(jiān)督的權力。聽證會制度、顧問委員制度以及通過媒體或互聯(lián)網獲取監(jiān)測報告等公開信息，保證了流域管理措施能夠切實符合廣大公眾的利益。

　　實施大部門制的五大認識誤區(qū)

　　國家行政學院趙子建、宋世明在《中國行政管理》撰文認為，在當前關于實施大部門制的各種討論當中，對實施大部門制的本質、根本目的、實施路徑等基本問題的認識主要存在五大誤區(qū)。

　　一是實施大部門制就是相對集中政府職能，合并政府部門。其實，從本質上講，實施大部門制是政府組織架構調整與運行機制再造的統(tǒng)一。

　　二是實施大部門制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減少多頭管理，整合分散資源。其實，從價值定位來看，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才是實施大部門制根本目的之所在。

　　三是政府職能轉變程度對實施大部門制具有單向制約、推動作用。其實，實施大部門制對政府職能轉變也具有反向制約作用，二者是雙向制約的關系。

　　四是實施大部門制的推進方式必須是“自上而下”。其實，中國實施大部門制的推進方式必須是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

　　五是國外大部門制的通行做法可涵蓋中國實施大部門制的個性。其實，中外實施大部門制具有共性，但中國實施大部門制也有其獨特個性，國外大部門制的通行做法無法涵蓋中國實施大部門制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