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在湛江農村視察時與青年交談。（資料圖片）

　　■李東朗

　　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最大特點，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而廣東的改革開放是和習仲勛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習仲勛的認真負責、積極探索和勇于擔當，催生了廣東的改革開放，使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如果沒有習仲勛，可能就沒有廣東改革開放的歷史地位。

　　嚴峻時刻，履職廣東

　　1978年4月，蒙冤受害16年、復出不及兩個月的習仲勛匆匆趕赴廣州市，主政廣東。其時，廣東省的形勢復雜而嚴峻。

　　第一，經濟狀況不良。農業(yè)發(fā)展低于全國平均速度，全省五分之一人數(shù)的口糧在30斤保護線以下。貧窮饑餓引發(fā)“群眾議論紛紛，有些地方甚至怨聲載道”。城市設施欠賬很多。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曾多次焦慮地說：“我們家鄉(xiāng)實在是太窮啊，快想想辦法，把經濟搞上去啊!”

　　第二，貧窮及其和香港的巨大差異，引發(fā)嚴重的偷渡外逃高潮。僅1979年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數(shù)已超過10萬（包括港英當局同期遣返的33000多人）。由于大量勞動力外逃，9萬畝耕地拋荒，使低迷的農業(yè)生產雪上加霜，成為困擾廣東的重大問題。同時，偷渡引起香港當局的嚴重關切和交涉。

　　第三，積案甚多。文革十年浩劫，全省超過11萬名干部被立案“審查”（占原有干部總數(shù)的15%），其中副專員、副廳長以上干部640人（占同級干部總數(shù)的74.5%）；2.8萬多名干部被強制退職退休、插隊落戶，10.7萬人被以“戰(zhàn)備疏散”名義趕出城鎮(zhèn)；還有以所謂“海外關系”黑六條，給一批干部加上種種罪名。另外，在文革前由于“左”傾錯誤的影響，出現(xiàn)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和遺留問題，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的廣東“反地方主義”運動，牽涉面多人廣。因此，有步驟地處理建國后的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是一項十分緊迫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務。

　　第四，一些領導干部思想不解放，精神不振作。在干部隊伍中出現(xiàn)兩種偏向，一是思想僵化，“條條框框很多，左顧右盼”：一是心有余悸，害怕出錯，因此工作縮手縮腳，覺得少做一點好，做多了容易弄錯。

　　鑒于廣東的形勢嚴峻和復雜情況，中共中央選調習仲勛把守中國的“南大門”，治理這一國家戰(zhàn)略地區(qū)。這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和挑戰(zhàn)。

　　撥亂反正，尋求突破

　　對于中共中央的任用，習仲勛有清醒的認識，“感到擔子很重”、“責任十分重大”，但他決心“以躍進的姿態(tài)，為實現(xiàn)新時期的總任務，作出應有的貢獻”。履職伊始，他就明確指出“必須堅決落實黨的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對敵斗爭政策，以及經濟建設中的各項政策”。為此，他全身心投入，開展全省性的大規(guī)模整風活動，大張旗鼓地復查和糾正冤假錯案，積極參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和宣傳，堅決落實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當時阻力很大，有人向中央告“狀”，甚至省委領導人也不同意；也有人從北京傳話，要他在“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上慎重。出于對黨對人民負責的高度責任心，他沒有退縮和猶豫。他的這些舉措，迅速打破了廣東省的沉悶局面，在組織領導、思想路線、工作作風轉變和人心聚集等方面，產生了突破性作用，為廣東走出文革破壞的困境和改革開放先行一步，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解決農業(yè)經濟困難，是當務之急，他積極尋求突破的途徑。1978年7月，寶安縣委提出發(fā)展經濟的建議，如吸收外資搞加工業(yè)；恢復邊境小額貿易；減少糧食種植面積，種植其他作物出口香港掙外匯等。這些建議，和當時的政策和政治提法，明顯存在距離，但習仲勛明確表示同意，指出：“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有些好的方法我們要學習�！薄跋愀凼袌鲂枰裁�，什么可以多掙外匯，你們就養(yǎng)什么、種什么�！绷曋賱走�特別指示他們，對這些問題要“說辦就辦，不要等”。習仲勛的這些話，實際表達了兩層含義，一是要按照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思路去解決面臨的問題，一是按照市場經濟規(guī)律來規(guī)劃實施。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十分不同尋常和超前的，既令人吃驚又令人耳目一新。根據(jù)他鮮明的態(tài)度和大膽的決定，寶安縣開始建設外貿基地，過境到香港興辦養(yǎng)雞場，逐步擴大小額貿易，由此啟動了尋求經濟發(fā)展的新方式。需要強調的是，其時距離習仲勛履職僅3個月的時間。

　　力倡放權，先行一步

　　在積極探索和實踐過程中，習仲勛迅速形成了根據(jù)廣東特點而不同于內地的經濟發(fā)展思路。

　　在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在保證糧食自給的前提下，讓廣東放手發(fā)展經濟作物、畜牧業(yè)和漁業(yè)，放手發(fā)展農副產品加工等社隊企業(yè)，放手發(fā)展外貿出口工業(yè)，加強同港澳、華僑的各種經濟合作。并且為此提出一個頗有震撼性的意見——要求中央授權廣東省。鑒于廣東與港澳來往密切，希望中央能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一個辦事處，加強調查研究，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lián)系；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yè)務，授權廣東處理，以便減少不必要的層次和手續(xù)。

　　1979年1月，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時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的吳南生提議，利用汕頭市的地理優(yōu)勢和華僑眾多的特點，在該市劃出一塊地方搞試驗，用各種優(yōu)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發(fā)展經濟。主持會議的習仲勛當即表態(tài)同意，并且擴展了吳南生方案：不僅在汕頭搞，“全省都搞”。根據(jù)會議討論的意見，習仲勛決定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先起草意見，4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我?guī)ケ本薄Ｓ纱�，形成了中共廣東省委創(chuàng)辦“貿易合作區(qū)”的方案，即：仿效外國加工區(qū)的形式，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xiāng)汕頭市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此即中國改革開放史上著名的“廣東先走一步”的方案。

　　所謂“廣東先走一步”，核心是“放權”。在發(fā)展廣東經濟的實踐和探索過程中，習仲勛深深感覺到“舊的經濟體制把我們的手腳捆得緊緊的，使我們不能發(fā)揮自己的長處和優(yōu)勢，同時也無力克服自己的短處和弱點”，于是要求中央放權的思路越來越清晰。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習仲勛在小組討論會上、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各組匯報會上和向鄧小平的專題匯報中，三次明確向中央要權：“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廣東希望中央給個新的體制和政策”。他并且說出了一段驚心動魄的話：“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當然這些話是借用的話），可能幾年就上去了，但是現(xiàn)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薄皬V東要是一個‘獨立國’的話，現(xiàn)在會超過香港�！边@是對當時經濟體制的挑戰(zhàn)，是對中央權力的挑戰(zhàn)，同時也是實行改革開放偉大戰(zhàn)略的需要。如此石破天驚的意見，彰顯的是習仲勛的魄力、睿智和勇氣。

　　習仲勛代表廣東省委提出的意見，得到鄧小平、華國鋒等中央領導的重視和肯定，鄧小平鼓勵廣東省“要殺出一條血路來”，并把廣東省委一直躊躇未決的“貿易合作區(qū)”名稱問題解決了，鄧小平說，就叫“特區(qū)”嘛，過去陜甘寧就是特區(qū)。華國鋒表態(tài)支持：“要進行體制改革，廣東可以搞一個新的體制，試驗進行大的改革。”由此，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文件正式提出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等地“試辦出口特區(qū)”，廣東改革開放的大幕由此啟動。

　　敢于擔當，勇于創(chuàng)新

　　改革開放給廣東帶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導，深刻影響了全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在這個歷史關頭，習仲勛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yè)和經濟特區(qū)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了重大貢獻。

　　需要強調的是，在他履職廣東的很長時間里，文革形成的極“左”思潮和教條主義彌漫全國，習仲勛本人1962年因“《劉志丹》小說問題”遭誣陷尚未平反，他在廣東的探索和改革，是在甘冒風險中開始和進行的。習仲勛后來回憶說當時他也“心有余悸”，甚至可能“被擠出廣東”，但他出于對黨對人民負責的高度責任心，毅然決然堅持冒險去做。他反復表示，如果廣東還是慢步走或原地踏步，心里不安。他說，“廣東先走一步”的問題，關系廣東的發(fā)展，同時是關系到整個國家的問題，因此，“拼老命我們也要干”。

　　在中央批準廣東興辦“特區(qū)”后，他提出應采取的立場和態(tài)度：“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決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膽識，勇挑重擔，不要怕犯錯誤，怕?lián)L險；第三，要有務實精神，謙虛謹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風頭，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別是我們各級領導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廣東這個體制改革的試點搞好�！薄耙嘘J勁，要當孫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創(chuàng)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離四項基本原則，就可以大膽試驗，不要等�！闭窃谶@樣的思想指導下，習仲勛突破進取，向中共中央建言獻策，開啟了廣東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嶄新局面，示范和引領了全國改革開放的進程。

　　李東朗，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黨史教研部民主革命教研室主任，著有《抗戰(zhàn)不能忘卻的事件》《中國共產黨史稿》（在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中）等學術著作八部，主編《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歷程》（第一卷）《長征全史》等著作13部，參撰《中國共產黨談判史》《抗日戰(zhàn)爭全史》《20世紀中國政治史》等20余部，發(fā)表論文1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