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今天人們多很熟悉，它是西方文藝復(fù)興的主導(dǎo)思想。人文主義簡單說，就是以人作為社會價值的中心，看重人的尊嚴與個性，把寬容、思想自由和自我價值視為人與人相處的主要原則。儒家也有人文一詞，但現(xiàn)代人往往認為儒家的人文，與西方的人文主義近似，其實兩者差別很大。

　　“人文”一詞在中國最早出現(xiàn)在《易經(jīng)》中，其中“賁”卦的《彖》辭中說：“剛?cè)峤诲e，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經(jīng)》的《彖》辭，一般認為出自孔子后學。這句話淺如白話，但細解起來，有很多說頭。這句話簡單譯過來就是：陽剛陰柔，剛?cè)峤诲e，這是天文，也即自然；文明而有節(jié)制有限度，這是人文，也即文化。觀察天文來考察四時的變化，觀察人文用來感化天下人。

　　從這里可看出，儒家提出的“人文”，是與天文相對的。天文指天道自然，人文說的是社會人倫，最后達到感化天下的目的，這種文化觀非常獨特。也就是說，儒家對人文的思考，一開始就把它放到一個“天”“人”相對的關(guān)系中。只是這種思考，并未像西方那樣出現(xiàn)神學和人學的分別，而是將天道也納入到人學之中，顯示了儒家包容的思想特征。如司馬遷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在儒家思想中，對人的認知也包含了對天的理解，而對天的理解中也融入了對人的觀察。

　　這也是《易經(jīng)》中卦的構(gòu)成方式，除了分為陰陽二爻外，也是按上、中、下三位來排列的，對應(yīng)的也就是天、人、地的關(guān)系，由此構(gòu)成了卦象的變化�！兑捉�(jīng)》的《系辭》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意思是說《易》作為書，內(nèi)容廣大，一切都具備。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有天地人三才而兩兩對應(yīng)，故一卦含有六爻。六爻不是別的，就是天地人三才之道。

　　從這里可看出，儒家的人文觀中，始終關(guān)注的是人與天地相互間的關(guān)系。在空間上，有天地人；在變化中，有陰陽、柔剛貫通在天地人之間。正是《易經(jīng)》這種天、地、人的思維格局，影響了儒家的人文觀，所以在《中庸》中，“天地人相參”也成為它的哲學基礎(chǔ)：“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這個說法與《易經(jīng)》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王陽明對此有比較明確的解釋：他認為“所謂‘天地之間’者，只是有人物的去處。上而碧落，下而黃泉，原不在君子分內(nèi)”，他還說“只是有人物底去處，則天地之化已屬于人物，便不盡由天地”。這里表明儒家所關(guān)注的“天地之間”，是指人生活其中而能親身感受到的“天地”，至于天之上的天堂、上帝，地之下的閻羅、地獄，則不在儒家考察的范圍之內(nèi)。所以儒家的人文觀的確非常獨特，它既納入了天地的空間感，但又排除了宗教和神學的因素。這和儒家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之道，仍是默契的。

　　王陽明對于天地人三者的關(guān)系，認知得很清晰：“天成乎天，地成乎地，人成乎人，不相易者也；天之所以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人，不相離者也。易之則無體，離之則無用�！痹谕蹶柮骺磥�，人是天地間的本體，人只有參與到對天地之道的感悟中，才能效法天地之道，最終達成與天地呼應(yīng)。

　　儒家的人文思想雖然有宇宙觀，但目的是要領(lǐng)悟天地宇宙的精神和境界，不是從神學的角度去理解宇宙，也不是以科學的方式去研究宇宙。天地只是作為一種精神尺度和參照，出現(xiàn)在人的世界中的，人終究還是天地間的主體。所以儒家人文觀，更多彰顯的是人融于天地間的高貴和尊嚴，像《禮記》中說的“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人與天地自然的關(guān)系是有機的、融洽的，并不對立。而西方的人文主義，則是對立于神學和上帝主宰，來強調(diào)個人的獨立和價值的，完全消除了天地的空間感，失去了天地的參照。天地在西方人文主義中只是人們研究的對象，并沒有什么精神屬性。

　　儒家的人文觀，落實到對政治的思考中，更是如此。在儒家看來，相對于國家和政體來說，人是一切的中心。所以《中庸》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強調(diào)的仍然是“為政在人”，國家社稷終究是排在人之后的。和彌漫這個時代的國家主義思想，也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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