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教育份量最重的基礎教育支出歸在了財政能力最弱的縣一級，造成了我國基礎教育經費的制度性短缺。教育經費應參照“蛋糕”分配的“受益原則”和“能力原則”，根據受益水平和能力水平來確定負擔水平。

　　我國不同區(qū)域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差距、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收入的差距、優(yōu)勢群體和普通人社會地位的分化，等等，這些客觀因素影響了教育的不公平，進而造成校舍、設備、師資辦學條件的差距。公共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硬件（物質條件）靠“錢”，軟件（人力資源）靠“人”，國家在錢的問題上必須要解決“有沒有錢”、“有了錢肯不肯給”、“有限的錢怎么花”這三個問題。

　　我國的財政收入從1950年到1978年，時經28年從不到百億到超過千億，再到1999年21年達到萬億，到2011年12年過10萬億，到2014年僅3年，上半年財政收入74638億，財政支出預算超15.4萬億，全國人均財政預算支出11320元，其中給孩子們上學花了多少？從2002和2012年《全國教育經費執(zhí)行情況統(tǒng)計公告》的比較中得出結論：就在達到4%教育經費這一年，我國義務教育經費差距依然十分巨大。

　　十年對比，全國生均支出最高省份由上海轉移到了北京，最低省份依然還是河南與貴州，省際的差距，生均事業(yè)費由七倍乃至幾十倍縮小到了五到七倍；但用北京、上海的學生公用經費和河南、貴州的教師學生公用經費比較，這一差距十年后沒有縮小反而加大，由不到兩倍發(fā)展到了兩倍以上。也就是說，北京一個學生的公用經費比河南、貴州兩個多教師和學生共用的經費還多，可以想見，兩地教師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shù)該會多大！

　　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央財政收入占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22%迅速增至1994年的55.7%，此后一直保持在半數(shù)以上的水平。但基礎教育投入的基本格局卻沒有改變，只確定和規(guī)范了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和事權范圍，沒有考慮四級政府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政府間事權劃分不明，支出責任重疊，層級較高的中央、省級政府集中掌握了國家的主要財力，但基本擺脫了基礎教育的負擔。

　　中等以下教育和省屬高等教育由轄區(qū)負責管理理所當然，“誰的孩子誰養(yǎng)”也說得過去，所帶來的問題是：中央部屬院校百所，省屬本科院校千余所，1297所�？茷槭　⑹校ǖ兀﹥杉壦鶎�，市（地、州）屬中學數(shù)量較少，這樣一來我國教育分量最重的基礎教育支出歸在了財政能力最弱的縣一級，造成了我國基礎教育經費的制度性短缺。中央財政每年從轉移支付中進行補助，但份額與省以下三級教育財政負擔不成比例。

　　2008至2013年這6年來，在全國財政總支出中，半數(shù)來自中央財政（其中約70%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但中央財政中教育支出占中央整個支出不到6%，無論本級教育支出還是對地方轉移支付教育支出，均在4%—6%之間，占全國教育支出不到20%，另外半數(shù)支出能力的三級地方財政要承擔80%以上的教育經費。基礎教育“以縣為主”的格局，使中央教育支出比全國平均值低了十個百分點左右。

　　應該看到我國教育經費兩個事實：一是自1993年提出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4%的目標，2012年終于實現(xiàn)；二是2013年教育支出是2008年的2.44倍，而同期全國財政支出是2.24倍，中央整個財政支出是1.885倍。說明了近年來在教育經費安排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央財政更是在積極努力。問題是，在來自半數(shù)以上中央財政的全國財政支出總盤子中，另外半數(shù)的三級地方財政要承擔80%以上的教育經費，且“以縣為主”，能力強、層次高的財政責任小。

　　如何處理教育上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必須弄清楚管理主體是否就等于投資主體�？茖W的安排應該是：一要按事物性質決定事權責任；二要依據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考慮支出結構；三要依據中央與各區(qū)域支出能力來劃分比例。眾所周知，義務教育是公共產品，屬于全體國民受益的“外溢性”服務層次，不是哪個省哪個縣的事務，起碼應界定在：國家委托地方管理的中央事權。

　　筆者建議：參照發(fā)達國家確定“蛋糕”分配的“受益原則”和“能力原則”，一是根據受益水平，二是根據能力水平，來確定負擔水平。目前在我國不能賦予省級自主稅收立法權的情況下，最起碼應確定為：依據支出的能力同比例分擔，即四級財政在年初安排預算時均拿出與全國教育支出同等的16%以上的比例額度。根據不同區(qū)域的不同支出能力，按照公共財政均等化原則，用一般轉移支付形式給予各省之間以“差別補償”，盡量減少專項轉移支付的方式零敲碎打。（本文數(shù)據均來自財政部網站）

　　（作者系貴州財經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