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關(guān)乎國家命運、民族大義，舍生取義成為晚清知識群體的人生選擇。左為譚嗣同，右為吳樾。

　　■ 朱 昆

　　提 要

　　“縱死猶聞俠骨香”是晚清許多知識分子人生態(tài)度的寫照，死并不恐怖，甚至殘酷血腥的死亡可以用詩意包裹成浪漫情懷。從實際效果來看革命黨人并未達到目的，如吳樾這樣出師未捷身先死者不在少數(shù)，即便是成功謀刺一二大員恐怕也很難改變時局。其實刺殺的結(jié)果只是革命黨人考慮的一部分，以生命踐行理想以達成人生價值則更為重要。

　　在晚清的時代巨變中，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念悄然發(fā)生著變化，自我價值在革命進程中的確立和消解促使每個人思考如何對待個體生命和社會理想兩者間的關(guān)系。烈士化心態(tài)的出現(xiàn)是晚清知識群體的重要心理特征。

　　歷史的腳步邁進20世紀的大門，雖然中國依然沒有擺脫國貧民弱的困局，《馬關(guān)條約》《辛丑條約》的簽署更令本已岌岌可危的時局雪上加霜，知識分子卻表現(xiàn)出亢奮的精神狀態(tài)，飛揚的文字間充滿了自信的豪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梁啟超變法失敗后亡命日本，去國懷鄉(xiāng)本是人生之哀，再加上變法大業(yè)失敗更應(yīng)該是牢騷滿腹，但在去日本的途中，梁啟超卻寫下了激揚的詩篇《去國行》：“……吁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qū)區(qū)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蔭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dāng)有東風(fēng)�！痹娭须m有塊壘難澆的郁曲、恩仇未付的不平，但憂慮中彰顯的是激越的情懷，建立偉業(yè)的渴望和期待。甲午戰(zhàn)敗后的憂懼正逐漸被昂揚的民族豪情所替代。這反映了時代的風(fēng)貌，特別是知識分子內(nèi)心的微妙變化。從自卑到自信，由憂懼到振奮。

　　試圖通過激烈的行為來拯救時局說明了晚清士人心態(tài)的轉(zhuǎn)變。譚嗣同在《仁學(xué)》中明言：“吾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侖矣，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圣人之驅(qū)除，死無憾焉。若機無可乘，則莫若為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fēng)。”不能做改變國運的華盛頓、拿破侖，也要做敢于反抗強權(quán)的陳涉、楊玄感，推崇任俠的譚嗣同成為了后世的偶像。譚嗣同用春秋時期扶救趙孤的程嬰和公孫杵臼、倒幕志士西鄉(xiāng)隆盛和僧人月照來比擬自己和梁啟超，表明自己慷慨赴死的決心。日本友人勸譚嗣同避難海外，他毅然道：“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弊T嗣同表現(xiàn)出的犧牲精神，給晚清士人以振奮，開啟了他們崇尚流血、勇于獻身的人生大幕。清廷舉起屠刀本意是恫嚇知識階層，結(jié)果是譚嗣同為變法引頸就戮使知識分子更清醒地意識到暴力對改變時局的必要性。

　　生死關(guān)乎國家命運、民族大義，舍生取義成為知識群體的人生選擇。暗殺、自殺被賦予巨大的社會意義成為時代的特征，知識精英的人生軌跡被涂抹上一絲血色。1901年李群在《清議報》發(fā)表了《殺人篇》一文，將“殺人”推崇到了極致：“支那其亡矣，支那其亡矣！亡而存之有術(shù)，是惟殺人�！睔⑷肆餮灰暈樵僭煳拿魉仨毟冻龅拇鷥r，“民賊之血、貴族之血、百姓之血，與志士之血相柔相濟相傾相搏，而文明以生。”身處晚清亂世之中犧牲成了所有人都難以回避的人生抉擇。對革命黨人而言以極端激烈的手段塑就民族意識，改造國民精神，重建人生觀念是實現(xiàn)國家復(fù)興必然手段，在他們看來列強之強究其因在于其國魂強，革命黨人汲汲以求的國魂，它的實現(xiàn)過程與鐵血主義密不可分。

　　當(dāng)知識分子的筆端充盈著劍氣，寫下的文字都浸潤著血色時，犧牲成了人生的重要選擇。以謀刺出洋五大臣而聞名的吳樾寫有《暗殺時代》一文，這是一篇時代奇文，不僅有著筆力千鈞、豪情激蕩的陽剛之氣，還有著深沉悲憤、憂思滿懷的慷慨之音。全文細致展現(xiàn)了一位革命黨人的心路。他在文中寫道：“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眳情杏^點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將個人奮爭凌駕于發(fā)動群眾參與革命之上，是清末革命黨人起義屢屢失敗的重要原因。不過這種贊揚極端個人英雄主義的文字又的確具有令天下志士豪杰相砥礪的感召力，現(xiàn)實的黑暗、民眾的麻木都需要前行者具有一種大無畏的英雄情懷。英雄與時勢的緊密相連，當(dāng)整個社會處于變革時代的焦慮中，特別是當(dāng)國民精神陷入萎靡不振時，革命者采取激烈行為不僅僅是個人選擇，更是道德宣示。晚清志士留在歷史記憶中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形象，它的確反映知識階層內(nèi)心的激憤，這是一個謳歌犧牲、呼喚英雄的年代。

　　清末十年中國的政治形勢是“風(fēng)雨如晦，雞鳴不已”，清廷并非不思振作，晚清新政不論是出于外部壓力所迫還是出于維系自身統(tǒng)治地位的考慮，至少表明了清政府尋求變革自新的態(tài)度，但是沒有得到革命知識分子的認同，他們把立憲視為清政府欺騙民眾的把戲，出現(xiàn)這個結(jié)果與清政府試圖通過恐怖鎮(zhèn)壓的手段撲滅革命火種密切相關(guān)。從“戊戌六君子”到“自立軍”起義再到同盟會成立，清廷的屠刀揮舞得越猛烈，前仆后繼者愈眾�？岱▏佬滔卵鈾M飛的情景經(jīng)過革命刊物的渲染，帶來的效果不是恫嚇而是義憤，政府與知識精英的不信任最終導(dǎo)致兩者嚴重對立。即便是不贊同暴力革命的梁啟超在《釋革》一文中寫道：“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變革、實行大變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國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變革且贊成大變革始�！贝笞兏锍蔀闀r代的共識，抱殘守缺的做法成為千夫所指，試圖在體制內(nèi)解決問題變得極其困難，暴力革命成了不二之選，對烈士人生的向往成了眾多知識分子的心聲。

　　“縱死猶聞俠骨香”是晚清許多知識分子人生態(tài)度的寫照，死并不恐怖，甚至殘酷血腥的死亡可以用詩意包裹成浪漫情懷。從實際效果來看革命黨人并未達到目的，如吳樾這樣出師未捷身先死者不在少數(shù)，即便是成功謀刺一二大員恐怕也很難改變時局。其實刺殺的結(jié)果只是革命黨人考慮的一部分，以生命踐行理想以達成人生價值則更為重要，烈士的稱號是對這一方式的最高褒獎，《革命之心理》中寫道：“得一英雄，誠不得一烈士，英雄罕能真，烈士不可以偽也。一以權(quán)謀勝，一以骨氣勝�！庇⑿叟c烈士的區(qū)別在于是否敢于殞身不恤，革命行為的價值判定是以道德高下來決定的，身死的目的是為了實現(xiàn)“俠骨香”這一人生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