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知識分子需要不斷保持對世界發(fā)問的新奇和敏銳，一旦他無法對這個世界進行提問和探索，他便不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了。

　　薩義德在《流亡是知識分子的命運》中系統(tǒng)梳理了西方知識分子的流亡精神，從多個角度立體性地闡述了流亡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彰顯了流亡在西方精神史上的顯赫存在。

　　流亡實際上一直伴隨著人類的精神史，并非是近現(xiàn)代的產物，在常人的認知中，流亡總是充滿歷史的悲情，然而薩義德卻發(fā)現(xiàn)，流亡對于知識分子來說，卻有正面的精神意義：“流亡有時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觀看事物的奇異角度；這些使得知識分子的行業(yè)有生氣，但未必減輕每一種焦慮或苦澀的孤寂感。流亡這種狀態(tài)把知識分子刻畫成處于特權、權力、如歸感這種安適自在之外的邊緣人物——這種說法是真確的�！睙o數歷史和現(xiàn)實中的流亡故事告訴我們，流亡常常是一種精神上的持續(xù)保持張力的狀態(tài)，新奇和驚訝使人能保持不被納入任何系統(tǒng)和集體的邊緣性特征。流亡者遠離故鄉(xiāng)，在放逐之地顛沛失所，然而正是這種永無確定的狀態(tài)，這種使自己難以融入各種系統(tǒng)的邊緣性，使得流亡者獲得了在異鄉(xiāng)游走的自由感，激活了身處困境中的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將個體的苦難遭遇升華為思想之樹上的新枝，于流亡狀態(tài)中收獲到的這種邊緣性的自由感是知識分子得以保持其思想活力和張力的源泉，是知識分子進行有意義的思想生產的必不可少的精神內核。

　　真正的知識分子需要不斷保持對世界發(fā)問的新奇和敏銳，一旦他無法對這個世界進行提問和探索，他便不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了，存在的幽暗和精神的惰性常常會造成一個知識分子的慢性自殺，在無知無覺的日�；煦缰型呓夂拖齻�體的精神抗爭，思想史上這樣的精神悲劇總是屢屢發(fā)生。著名哲學家阿多諾曾對此進行過犀利的自我分析：“要求一個人堅強起來對抗自憐，暗示著在技術上必須以全然的警覺去對抗任何知識張力的松懈，并消除開始使作品僵化或怠惰地隨波逐流的任何事物，這些事物在早期也許像閑話一樣會產生有利于成長的溫暖氣氛，但現(xiàn)在則被擱在后面，乏味且陳腐。結果，作者不被允許在他的作品中存活”。知識分子只有永遠保持這種精神上的警覺，才能在抵抗精神的死亡中獲得博弈的主動權，才能防止思想上的自我消解的憊懶和沉淪。

　　個體的存在常常處在不同的系統(tǒng)中，人類發(fā)明的各種系統(tǒng)既為個體安排了既定的軌道和各自的確定性，使每個處在不同系統(tǒng)中的人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同時也造成了對系統(tǒng)中的個體的規(guī)訓和馴服，生產出形形色色的可見和不可見的規(guī)訓機制，使得自由和知識的獲得面臨著程度不同的困境，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不斷對這些困境進行挑戰(zhàn)尋找突圍的探險者。

　　無論是面對權力宰制切割一切的壓迫性語境，還是面對外部強加導致內在枯竭異化的精神瓶頸，知識分子總是需要進行漫長的兩線作戰(zhàn)，如同堂吉訶德似的頑強和不馴。而流亡狀態(tài)中的邊緣性存在無異于讓知識分子“因禍得福”，提供了他突破困境進行精神冒險的新的可能。也正是這種新的可能性，讓我們看到了在西方精神史上璀璨奪目的流亡思想，貢獻出了一批批可稱為不朽著作的精神產品，成為滋養(yǎng)人類思想文化的寶貴養(yǎng)分。（作者系北京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