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駉可謂生不逢時。他于大明王朝滅亡的前一年（崇禎癸未年）中進士，旋被授兵部職方主事，隨李建泰去進行一場注定要失敗的征討。雖然李建泰很快便降于保定，但凌駉卻是一個不肯輕易服輸?shù)娜�，他浴血苦�?zhàn)，身負十余創(chuàng)。失敗后，輾轉(zhuǎn)至臨清，得商人相助，募集鄉(xiāng)勇，一舉收復這一運河重鎮(zhèn)。正當凌駉準備大展宏圖之際，形勢逆轉(zhuǎn)，清軍沿運河長驅(qū)南下，臨清、濟寧相繼失守，他不得不退守歸德。雖然形勢已經(jīng)非常嚴峻，但他卻仍對恢復中原充滿希望，奏報云：“臣今與各寨將領(lǐng)約，分地劃守，仿古人合縱之策。一寨敗約，各寨致討。以長河為邊垣，以各寨為州郡，以守為戰(zhàn)，以農(nóng)為兵�！辈痪�，清軍兵臨城下，歸德不戰(zhàn)而下，凌駉只能仰天長嘆，以身殉國。

　　凌駉的悲劇似乎在于過于信賴當?shù)氐耐琳瘎萘Γ鸦謴椭性⒅卣由降南Ｍ技耐性谀切┦资髢啥说恼な最I(lǐng)身上，然而分析當時的局勢，他雖為巡按河南御史，但無兵無餉，尋求民間寨堡的支持和幫助亦是不得已而為之。通過這一事例，倒是把一直隱秘不彰的明末寨堡展示在了研究者面前。明末中原大亂，寨堡似乎非常普遍地存在過。曾身歷其時的鄭廉對此有一段中肯的概括：“土寇大起如猬毛。黃河南岸，上下千里中，營頭不下百余。其倏起倏滅，或為將吏擒斬，或為其徒所并。如商丘黃老山，許州藍大、藍二，商水哪吒、二字王之類，皆不著。而其尤大且久者，西則有李際遇、申靖邦、任辰、張鼎，南則有劉洪起、周家禮、李好、張揚，梁宋間則有郭黃臉、張長腿、王彥賓、寧珍、王文煥，其東則有李振海、房文雨、徐顯環(huán)、程肖禹、戚念梧等。皆擁眾以為雄，憑柵結(jié)寨，彼此割據(jù)相攻殺。郡縣從事率為其耳目，有司不敢過而詰焉。或反寄室帑，托腹心，依狐憑鼠，而聽其穿鼻，茍延旦夕者，所在皆是�！编嵙峒暗闹皇莿萘^大者，實際寨堡數(shù)量要多得多。比如太康縣，晚清官府要求各村筑寨自衛(wèi)，當?shù)匚娜死羁Ｔ凇杜c柴稚村邑侯書》中講道：“明季之亂，居民多以寨自保，舊基之存者，不下十數(shù)區(qū)�！倍儆嗄甑臍q月滄桑，一縣尚有十多處寨堡舊基遺存，足見明末中原民間寨堡之普遍。

　　晚清中原地區(qū)曾經(jīng)處處寨堡林立，人人皆為寨丁，而明末寨堡也如此普遍，則為研究者所不熟知。當時的寨堡呈現(xiàn)出什么面貌，又有何特點？我們不妨在與晚清寨堡的比較中加以探尋。

　　首先，從促成寨堡修筑的直接因素來說，明末與晚清有很大不同。咸同年間，上至皇帝上諭，下至巡撫、團練大臣、州縣正堂的行文督促，官府的動員在中原寨堡構(gòu)筑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而明末寨堡則主要是面對威脅時民間社會自發(fā)修筑。一些地方官曾敏銳地意識到寨堡對于消弭動亂的意義，盧象升在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和湖廣巡撫任上都曾積極推行立寨、并村清野之法，但在官民嚴重對立的戾氣中，卻難以取得多大效果。

　　其次，從寨堡修筑和防衛(wèi)的主體來說，晚清寨堡主要是士紳領(lǐng)導村民合力構(gòu)筑，而明末則大不同。晚清，盡管一些無功名的地主富戶積極參與寨堡的修筑，并由此獲得官府的表彰，但寨堡的領(lǐng)導者主要由士紳群體構(gòu)成。筆者在孟縣見到一通清同治二年的“公和寨記”碑，其中講匪患日熾，寨堡宜筑，“聚五王先生慨然興筑寨之舉，謀之本莊，翕然樂從；詢之外村，欣然樂助，群推先生為寨主，稟請邑侯葉公以定基址，又擇執(zhí)事數(shù)人，方丈數(shù)、籌經(jīng)費、庀材物、監(jiān)工役，不數(shù)月而墻垣既成，門亦告竣�！睆谋目�，寨主王聚五是一位監(jiān)生，碑文后附有副寨主、眾執(zhí)事的名單，有多位紳士，應是該地的頭面人物。從碑文看，本莊樂從，鄰村樂助，浩大的工程數(shù)月而成，修筑得較為順利，這足見他們在民間的聲望和號召力。因為士紳多為鄉(xiāng)間富戶，他們往往承擔著更多的費用。孟縣上口村寨堡的修筑就多得閻繼祖之力�！霸摯鍛魞H百余，又素貧瘠，款無所出，烽火一夕數(shù)警，村人益惶迫。繼祖集父老告曰：有我在，無恐。筑寨費村中湊集若干，余我獨任之。眾聞言大喜，克期鳩工，不五月蕆事，縣令呈報上憲，準給五品職銜。然坐是家中落，而處之怡然�！�

　　而明末寨堡的領(lǐng)導者成分更為多元和復雜。部分寨堡是由富甲一方的鄉(xiāng)紳構(gòu)筑起來的。如襄縣舉人張永琪避難溫縣，“過石固，有生員王璣字標武者，家巨富，以寇亂攜鄉(xiāng)丁筑寨自守。聞余扶老母攜眷屬過其寨，饋以酒肉米面甚厚，又以車馬送過黃河�！边@是一個典型的士紳寨堡。不同于由紳民合力構(gòu)筑的晚清寨堡，它是由士紳憑借其雄厚財力和依附人口獨立構(gòu)筑而成，這在明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顯示著明末社會結(jié)構(gòu)分化劇烈，社會矛盾尖銳。康熙年間濟源進士璩廷祜講述了明末璩氏的經(jīng)歷。璩氏訓子讀書，積谷萬石，乘馬盈廄，余錢至貫朽，為濟源巨富。動蕩之際，璩氏偕家丁在距家不遠的毛嶺筑起山寨以自衛(wèi)�！昂鋈贞危嘿\蜂擁入，拒之不及，遂被執(zhí)，”最終寨毀人亡。但其實攻破毛嶺寨的并非別人，皆為附近村民，是其街坊鄰居，其中一人曾因偷竊璩家的果蔬遭受鞭笞而與璩家結(jié)下深仇，內(nèi)中還有與璩氏有著親戚關(guān)系的璩廷祜的舅爺爺。士紳寨堡只是明末寨堡的一小部分，而且隨著起義軍的反復攻殺，多被攻破。其時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叛亂型的寨堡。早在崇禎五年，楊四嘯聚饑民，中原亂象已萌。隨著陜北起義者的到來，中原鼎沸，“土寇”四起，紛紛筑寨以為巢穴。如李際遇原為登封縣磨溝村農(nóng)民，“以欠糧被執(zhí)，系登封縣衙前石獅，以石擊斷獅足而遁，據(jù)嵩頂北蛤蟆山為亂，”后占據(jù)嵩山御寨，勢更猖獗。勢力更大的劉洪起則出身于西平私鹽販子。其他的如沈萬登、盛之友、黃老山、張長腿之流，時人皆以“土寇”目之，屬于鄉(xiāng)村叛亂者之類。這與晚清有著很大的不同。

　　再次，從官民關(guān)系方面來說，兩個時期的寨堡也呈現(xiàn)出鮮明的差異。盡管晚清官民之間也存在尖銳的矛盾，但總體上說，中原民間寨堡是站在官府的一邊，官民一體堅壁清野，抵御捻軍，最終使捻軍在中原難以立足。而且各個寨堡相對孤立，相互之間缺乏緊密聯(lián)系，無法形成抗衡官府的地方勢力。官府統(tǒng)御其上，形成以寨堡為基礎(chǔ)的官紳秩序的狀態(tài)。而明末則完全不同，紳民之間、官民之間都高度對立�！傲魍两挥彙�，揭竿而起的饑民沖擊著官府統(tǒng)治的秩序，掏挖著官府統(tǒng)治的根基。崇禎十五年，久困的開封沒于黃水波濤之中，標志著大明朝廷在中原統(tǒng)治的終結(jié)。士紳寨堡多被攻破，土寨首領(lǐng)成為中原的主人，他們憑借寨堡以安身，走出寨堡去劫掠，形成了不同于晚清官紳秩序的土寨秩序。而且，在朝廷權(quán)力缺失的狀況下，寨堡之間盛行叢林法則，他們之間相互攻殺，弱肉強食，最終形成劉洪起、李際遇、蕭應訓等控治遼闊地域的土寨割據(jù)勢力。其中劉洪起勢力最大，一度控制了光、固、汝、許、開封等遼闊地區(qū)，李際遇通過對申靖邦、任辰等土寨勢力的支配控制了登、密、鞏、汜、偃、滎等地區(qū)，蕭應訓則控制南陽數(shù)縣。聯(lián)絡土寨以自雄的許定國則盤踞睢州，雄霸一方。各土寨征討殺伐，擄掠搜刮，百姓苦不堪言。直至清軍兵臨中原，各土寨才被漸次剪滅，官府開始重建地方社會秩序。

　　綜上，同樣是面臨外來武力侵擾的形勢，明末和晚清兩個時期中原寨堡卻呈現(xiàn)出迥然不同的面貌和特征，無論在寨堡的建立、寨堡的主體和寨堡所體現(xiàn)的官民關(guān)系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這些差異不是偶然的，也不可以被輕易忽視，因為它們實際上是兩個時期社會結(jié)構(gòu)、權(quán)力關(guān)系和社會矛盾的反映，也暗示著由明及清數(shù)百年間不易被察覺的鄉(xiāng)村社會變遷。而這正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課題。

　　（第一作者單位：鄭州航空工業(yè)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