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無疑是當今時代熱議的話題之一，尤其是在科學圈、媒體圈和政治圈中。一些自然科學證據(jù)似乎表明氣候變化已經(jīng)是可以觀測到的客觀事實，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極端氣候事件，往往也被認為是氣候變化的重要證據(jù)，而人類在生產(chǎn)和生活過程中向大氣層排放太多的溫室氣體被認為是導致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由此，問題似乎很清晰，理應得到解決，而且有了解決問題的方向。

　　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各國關于氣候變化的談判長期進展遲緩，有關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立法和制度安排仍然不足，而公眾自覺的行為調(diào)整更是非常有限，“一切照舊”“到時再說”倒是比較普遍的心態(tài)。由此，氣候變化的嚴峻性與社會反應的滯后性又形成了鮮明反差。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就此提出了廣為人知的“吉登斯悖論”：“全球變暖帶來的危險盡管看起來很可怕，但它們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見的，因此許多人會袖手旁觀，不會對它們有任何實際的舉動。然而，坐等它們變得有形，變得嚴重，那時再去臨時抱佛腳，定然是太遲了”。

　　最新權威的跨國社會調(diào)查（即國際社會調(diào)查和中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項目，分別簡稱ISSP和CGSS，于2010年完成）數(shù)據(jù)，部分地證明了吉登斯的上述判斷：在全球31個調(diào)查國家中，面對空氣污染等各種環(huán)境問題，只有13.8%的受訪者選擇“氣候變化”是其本國面臨的最重要的環(huán)境問題，而在調(diào)查列舉的包括環(huán)境問題在內(nèi)的各種社會問題中，受訪者最為關注的是醫(yī)療保健、經(jīng)濟、教育等問題，環(huán)境問題僅排在第六位；受訪者選擇“氣候變化”作為“對個人和家庭影響最大的環(huán)境問題”的比例只有11.2%，位列第四，前三位依次是空氣污染、生活垃圾處理和水污染；受訪者表示為了環(huán)保而“總是”和“經(jīng)常”減少開車的人只占16.3%，自覺減少居家能源消耗的只占41.2%。特別是高收入國家受訪者，相對于其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較高關注而言，其自覺減少開車的行為是不太相稱的，超過3成的人表示從不為了環(huán)保而減少開車。

　　然而，進一步分析所謂“吉登斯悖論”，我們似乎可以指出其暗含了3個基本預設：一是確認氣候變化問題的真實性；二是假定有形、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會導致社會成員普遍共識；三是基于有形、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而形成的社會共識將導致實際的應對行動。筆者認為，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觀點中所隱含的這些預設，在很大程度上是違背其所屬學科之視角的。社會學是對社會系統(tǒng)和人類行為進行綜合性、整體性研究的一門社會科學，社會現(xiàn)象背后的本質(zhì)規(guī)律性是社會學探究的主要對象。從社會學的視角考察氣候變化，并非是關注氣候變化的自然事實，而是要將對氣候變化的關注作為一種社會現(xiàn)象來分析，關注氣候變化議題的社會復雜性。

　　如此一來，基于社會學的學科視角，它首先并不簡單地假定氣候變化問題的真實性，而是關心誰在說、如何說以及為什么說“氣候變化”，也就是對氣候變化議題建構的社會過程進行分析。社會學研究表明，氣候變化知識生產(chǎn)存在不確定性。盡管氣候變化本身是基于一些科學觀察的數(shù)據(jù)和資料而提出的，但是，這一科學事實的確定必然是科學家之間溝通、協(xié)商和爭議的結果。而科學家的生活和工作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他們對數(shù)據(jù)和資料的理解以及得出最后結論。同時，科學家也分別受雇于學術機構、政府機關、工業(yè)和私人環(huán)境組織等，這些組織都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日程和政治氣候，由此影響到科學家的研究行為。更為重要的是，氣候變化從科學家的觀察研究結果到進入公眾視野，演化為社會議題，其本身就是社會各個主體參與建構的過程，這當中大眾傳媒、教育機構、企業(yè)、民間組織以及特定的社會政治過程都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研究目標正是描述氣候變化議題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一種可能影響社會進程和人類行為的“社會事實”，以及這樣一種“社會事實”是如何形成的。作為社會學者，在其研究過程中，氣候變化的自然屬性已經(jīng)變得不那么重要了。盡管作為社會成員，社會學者可以選擇相信或者不相信氣候變化的價值判斷。

　　其次，假定氣候變化在自然科學的意義上是一種有形的、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社會學也并不認為其會必然地導致社會成員形成普遍共識。事實上，在作為自然現(xiàn)象的氣候變化與作為社會現(xiàn)象的社會認知之間，存在著種種過濾的“棱鏡”，這些棱鏡就是社會成員直接面對的差異化的資源環(huán)境稟賦、文化與制度安排、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和水平、社會發(fā)展模式以及社會地位結構等。經(jīng)由這些“棱鏡”的過濾，即使是很純粹的氣候變化問題，其所激起的社會反應也必然是差異化的。不同國家、地區(qū)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都有其理解氣候變化原因、責任與應對策略的特定角度和立場。在社會學意義上，這種差異化的社會反應是客觀合理的。社會學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探索對氣候變化之差異化反應的具體社會原因和機制，以便為尊重差別的氣候政策提供參考，而非簡單地呼吁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所謂共識。實際上，除非消除社會成員之間的各種社會差異，就不應盲目期待某種普遍的、一致性的所謂共識。而無視氣候變化反應的差異性及其復雜的社會原因，企圖將氣候變化的“共識”強加給所有社會成員，這樣的氣候政策注定是要失敗的。

　　再次，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即使基于氣候變化的嚴峻性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共識，也并不必然地導致實際的應對行動。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戒煙�，F(xiàn)有很多證據(jù)表明，吸煙有害身體健康，很多人也都同意這一點，但是有的人戒煙了，有的人繼續(xù)抽煙。前述權威調(diào)查數(shù)據(jù)也表明，調(diào)查各國有高達85.0%的受訪者認為氣候變化導致的全球氣候變暖有害，而且中等收入國家公眾對危害性的感知更為強烈，認為氣候變暖“極其有害”的受訪者比例達到33.7%，明顯高出高收入國家（22.4%）。就此數(shù)據(jù)而言，應該說各國公眾對氣候變化的危害已經(jīng)有很充分的認識了。事實上，面對著可能威脅到整個人類生存安全的氣候變化問題，絕大多數(shù)人都會表示這樣那樣的關心。但是，在人的認識和實際行動之間存在著具體行動情境、價值優(yōu)先序列以及相機決策等因素的影響，不同的社會行動者所處的行動情境不同、價值優(yōu)先序列以及相機決策偏好不同，都會導致不同的行為反應。社會學研究的第三個重要目標則是對這些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例如，已有研究表明：一些社會成員面臨著并非由于氣候變化所導致的生存發(fā)展的眼前壓力，他們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為調(diào)整也就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在行為抉擇方面搭便車的選擇偏好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在此毋庸贅述。

　　綜上所述，氣候變化在成為一項社會議題并要求社會成員作出行為應對方面，具有相當?shù)膹碗s性，簡單地使用所謂“吉登斯悖論”概念無助于深入地描述和解釋這種復雜性。只有反思并采用真正的社會學學科視角，深入研究氣候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已經(jīng)成為以及如何成為一種新的“社會事實”，充分認識并理解氣候變化之社會反應的差異性，更加關注廣泛、有效的信息傳播和溝通協(xié)商，更加重視制定合理的政策組合，消除社會不平等等社會差別，以凝聚全球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合力，如此才有可能深入揭示氣候變化的社會復雜性，并為氣候變化研究和氣候政策制定作出來自社會學學科的特別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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