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魯迅全集》，是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以“魯迅全集出版社”名義在上海出版的，共20卷。出版社特印200套編號發(fā)行并注明是非賣品的“紀念本”，贈給延安兩套，毛澤東得到其中的第五十八號。收到《魯迅全集》后，毛澤東讀魯迅著作，便成為常態(tài)了。新華社曾發(fā)表過一張毛澤東在延安棗園窯洞里工作的照片，辦公桌上便放著3卷《魯迅全集》。1942年７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最近經(jīng)驗，少而精的東西還能看而且有益，多了無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時間，可印《魯迅全集》、《海上述林》�！�

　　這套《魯迅全集》，被毛澤東完整無缺地從延安帶過了黃河，帶到了西柏坡、香山，進了中南海。1949年底訪問蘇聯(lián)，他帶去不少魯迅作品，閱讀時連飯都顧不上吃，工作人員多次催促，他回答說：“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記了睡覺�！币恢钡酵砟�，他依然心系魯迅作品。1971年11月20日同武漢軍區(qū)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時強調：“魯迅的書不大好懂，要讀四五次，今年讀一遍，明年讀一遍，讀幾年懂得了�！覀凕h內不提倡讀魯迅的書不好�！�1975年底又講：“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

　　“讀點魯迅”，是毛澤東晚年以人名代著作，提倡閱讀的唯一中國人，從句式到用意，幾乎和“讀點馬列”這樣的說法差不多。

　　毛澤東閱讀和保存有三種版本的《魯迅全集》。第一種是前面說的1938年8月出版的20卷本的《魯迅全集》，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他在這套書上作了不少圈畫和批注，凡書里文字排印顛倒、錯字漏字的地方，也都一一作了校改。第二種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繼出版的帶注釋的10卷本《魯迅全集》。這套書只收魯迅著作，未收譯文和整理的古籍。第三種是1972年有關部門根據(jù)10卷本《魯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線裝本，他在書中畫了許多紅道道，許多冊的封面上畫有紅圈，其中一冊的封面上寫著“1975·8再閱”。

　　毛澤東逝世時，床頭書桌上還放著一本厚厚的《魯迅選集》。書里夾著一封沒有封皮的信，是女兒李敏1975年4月15日寫的，上面說：“爸爸：您好，您近來身體怎樣?女兒十分惦念。您讓我讀的這本魯迅選集，我已經(jīng)都讀完了，什么時候，我想和你談讀這些雜文的看法。這本書里您畫了不少符號，寫了一些評注，我都仔細看了。但有些地方還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問問�！痹诿珴蓶|的藏書中，還有一套1972年9月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線裝本《魯迅手稿選集三編》。這套書共有29篇魯迅手稿，因一些手稿字跡太小，毛澤東就用放大鏡看，并留下不少圈畫。

　　毛魯之心，何以相通

　　毛澤東讀魯迅的書，共鳴深深，在思想情感方面息息相通。究竟怎樣“相通”，或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在文化革命上的共鳴。

　　這里說的文化革命，和20世紀60年代作為運動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揚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批判傳統(tǒng)的舊文化，由此開啟了現(xiàn)代中國的文化革命和創(chuàng)造新文化的過程。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生代”，毛澤東在思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總是把文化革命放在突出的位置。《新民主主義論》是系統(tǒng)的理論成果，原本的題目，就叫《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在這部論著中，毛澤東提出，魯迅是五四以來“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zhàn)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sh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捌焓帧�、“主將”、“代表”、“方向”這樣的用詞，反映了魯迅在文化革命領域的地位和價值，是別的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

　　我們知道，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起重要作用的幾個代表人物中，陳獨秀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后來逐漸離開了文化革命領域；胡適在文化領域的作為雖然不小，但其思想軌跡顯然和中國共產黨是兩條路子；也只有魯迅，依然在文化領域不斷戰(zhàn)斗，不斷前進，且思想軌跡同毛澤東的主張，頗為接近，都特別重視通過文化革命推動文化轉型，倡導建立民族的新文化。毛澤東讀魯迅著作，在這方面獲得共鳴，實為必然。

　　二是在透徹分析中國國情問題上的共鳴。

　　魯迅和毛澤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個是“主將”，一個是“前卒”，他們都飽讀詩書，對歷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對老中國社會都有深刻的認識，對舊的思想道德都作過分析和批判。對幾千年封建壓迫，魯迅概括為“吃人”，毛澤東概括為政權、神權、族權和夫權四大繩索。他們都注重對中國社會進行思想啟蒙。魯迅以“精神界之戰(zhàn)士”的身份，努力于“改造國民性”；毛澤東早年組織新民學會，宗旨是“改造學術與人心”。毛澤東在《論魯迅》中說，魯迅是從正在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的，會殺回馬槍，朝著他所經(jīng)歷過的腐敗社會進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毛澤東很欣賞魯迅分析批判中國社會問題時，在方法上的深刻辯證，事實上這也是他和魯迅的共同特點。

　　的確，無論是批判舊中國，還是建設新文化，都是很艱巨很復雜的事情，絕不是提出一些脫離實際的單純口號，就可以大功告成，更不是越激進越好。毛澤東在中央蘇區(qū)時期，因為立足于中國國情，在大量深入的農村調查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卻被黨內的教條主義者戴上“右傾”、“保守”和“狹隘經(jīng)驗論”的帽子。這個遭遇，很像同時期的魯迅。大革命失敗后，左翼文化界在關于“革命文學”等一場又一場的爭論中，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言辭很激進，對魯迅的批判攻擊也很激烈，給魯迅戴上“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紹興師爺”、“墮落文人”的帽子。

　　魯迅的主張看起來不激進，恰恰是因為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認識更深刻和辯證，由此對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反批評，也就非常到位。比如，在《上海文壇之一瞥》中，魯迅說革命文學運動的錯誤，“第一，他們對于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為非�？膳碌氖�，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目，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對這樣的反批評，毛澤東極為欣賞。1972年11月同武漢軍區(qū)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中，他對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分歧的高下，作了評價：“創(chuàng)造社不那么高明。魯寫的《上海文壇之一瞥》，就是罵創(chuàng)造社的，后來郭沫若就寫《創(chuàng)造十年》駁他，駁得沒勁�！泵珴蓶|評價左翼文化界的這段公案，或許會想到自己在中央蘇區(qū)時期的遭遇。事實上，就在魯迅寫《上海文壇之一瞥》的前一年，毛澤東為反駁“左”傾教條主義，寫了一篇《調查工作》，后來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和魯迅的反批評，實為異曲同工。

　　關于毛澤東和魯迅在深刻了解國情這個問題上的共鳴，有兩個文化界的當事人的看法，是很到位的。

　　一個是蕭軍。他在1944年3月22日的日記中說：“魯迅——對于中國國民性認識底深刻性，韌性，戰(zhàn)斗的精神，嚴肅性，深沉性，這和毛澤東底對于中國社會、歷史、政治認識的全面性，政治學說，策略運用的靈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對照的。”

　　再一個就是曾經(jīng)批評過魯迅的周揚。在1977年4月發(fā)表的一篇接受采訪的文章中，他把魯迅和毛澤東放在一起評論說：“我們談魯迅的功勞，一個是對社會的了解確實深刻，一個是豐富的歷史知識。這兩條是很厲害的。毛澤東的偉大也是這兩條，其他的許多革命家就不如他。毛澤東、魯迅，對社會、歷史的了解是非常透徹。因為這種了解，所以對馬克思的理論可以用。教條主義者，像我們這些人和年輕的人吧，也許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比方說‘創(chuàng)造社’后期的人，都在日本讀了很多書，王明這些人也讀了些書，但是讀了不能用，關鍵就在這個問題上。因為毛澤東和魯迅對社會有豐富的了解，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就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這些問題，如果你沒有太多社會、歷史知識，你的馬列主義就只能變成教條�！�

　　三是在農民問題上的共鳴。

　　毛澤東和魯迅，都很重視中國農民問題，都是分析農民問題的高手。要了解中國社會，推動中國社會的改造和進步，離不開對農村和農民的研究，離不開對農民開展工作。魯迅解剖農民，特別是農民的消極面，異常深刻。他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把普通農民作為主人公的作家，其農村題材小說，塑造了阿Q、閏土、七斤等典型的農民形象，再現(xiàn)了近代中國封閉、落后、蕭條的農村景象，描寫了農民在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上受到的壓迫和束縛，同時寫了辛亥革命因為沒有喚醒底層農民而失敗的必然性。

　　出身農家的毛澤東，早期從事革命活動，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就是農村和農民。他開辟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得益于對農村社會和農民處境的深入調查研究。毛澤東和魯迅的這個共同點，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他們自覺根據(jù)中國實際來思考中國問題癥結的必然結果。當然，比較起來，毛澤東更注重挖掘農民的積極面。他1939年給周揚的信中，有過說明：“我同你談過，魯迅表現(xiàn)農民著重其黑暗面，封建主義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的一面，這是因為他未曾經(jīng)驗過農民斗爭之故�！钡拇_，親身領導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描寫的農民，與魯迅筆下的阿Q、閏土，不可同日而語。著名記者趙超構1944年訪問延安后，在《初見毛澤東》一文中說，“毛澤東在尊重農民社會的舊習慣基礎上播種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這個見解，切中肯綮。

　　四是精神個性上的共鳴。

　　毛澤東1937年在《論魯迅》中指出“魯迅精神”有三個特點：政治遠見、斗爭精神、犧牲精神。具體論述中，則突出魯迅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斗爭；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xi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又稱，“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凡此等等，可歸結到一點，即敢于斗爭，永不變節(jié)。

　　毛澤東提煉概括的魯迅這種精神個性，正是他在千難萬險的革命斗爭中一直期待、提倡和下大力氣培育的最可寶貴的革命品格。在毛澤東身上，人們看到的也是這樣的精神個性。諸如他不怕鬼、不信邪，在逆境中越挫越奮的個性，他立場鮮明、獨立思考、大膽懷疑的個性等等，和魯迅頗為相近�；诖�，他讀魯迅著作，很欣賞魯迅主張打“落水狗”的觀點，說“一點沒有假慈悲的偽君子的色彩”；很欣賞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兩句詩，說“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很欣賞魯迅“對自己的‘怨敵’，‘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的說法，表示“我們要學習魯迅這種戰(zhàn)斗精神和方法”。

　　五是在以筆著文的戰(zhàn)斗方法上的共鳴。

　　毛澤東在戰(zhàn)斗方法上與魯迅的共鳴，比較集中地體現(xiàn)在他對魯迅雜文的欣賞和評價上面。魯迅一生寫有17部雜文集，宣稱自己的雜文是對準敵人的“匕首”和“投槍”。毛澤東在《論魯迅》中說，這些“匕首”和“投槍”之所以能成為有力的戰(zhàn)斗武器，是因為魯迅“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

　　毛澤東特別欣賞并提倡學習魯迅雜文的戰(zhàn)斗方法。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讀《政治經(jīng)濟學教科書》談話中，他說：“魯迅的戰(zhàn)斗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tǒng)統(tǒng)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覀円獙W習魯迅的這種戰(zhàn)斗精神和方法�！彼劦竭@個戰(zhàn)斗方法時，舉了魯迅為自己的雜文集起名的例子：有人說魯迅第一是有閑，第二是有閑，第三還是有閑，并且說有閑就是有錢，他就出了一本《三閑集》；有人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一本《南腔北調集》；有人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一本《二心集》；有人說他的文章常在報刊上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一本《花邊文學》；有人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要求《申報》上的“自由談”欄目不要談政治，只準談風月，他就出一本《準風月談》；有人罵他是墮落文人，他干脆就把自己的筆名改為“隋洛文”。

　　魯迅雜文的戰(zhàn)斗方法，更重要的是分析問題，針砭時弊，既深刻又全面，既有感染力，又有說服力。毛澤東認為，主要原因是魯迅懂得和運用了辯證法。在1957年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他和與會者多次談到魯迅雜文的這個特點，說魯迅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他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并自覺加以運用，這才使他的雜文“很有力量”。在會上，有人說寫短篇雜文難免有片面性，他不同意這個觀點，提出，“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毛澤東甚至猜想，魯迅如果還活著，小說恐怕是寫不動了，但一定還會寫雜文，對現(xiàn)在的一些事情，他“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1950年代后期，毛澤東曾設想，自己退休后，就給《人民日報》寫文章，當然也包括寫雜文。實際上，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為一些報刊撰寫的大量時事政論，不少就是出色的雜文，其風格，也頗似魯迅。

　�。ㄗ髡邽橹泄仓醒胛墨I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主題鏈接

　　毛澤東閱讀和保存的

　　三種版本《魯迅全集》

　　毛澤東十分愛讀魯迅的著作，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就開始讀魯迅作品。1938年《魯迅全集》出版后，他得到一套“紀念本”，此后讀魯迅著作便成為常態(tài)了。在不同時期出版的卷本各異的《魯迅全集》中，毛澤東閱讀和保存有三種版本。

　　第一種是1938年出版的20卷本《魯迅全集》。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及其整理的部分古籍。毛澤東在這套書上作了不少圈畫和批注，凡書里文字排印顛倒、錯字漏字的地方，也都一一作了校改。

　　第二種是1956年至1958年相繼出版的10卷本《魯迅全集》。這套書帶注釋，但只收魯迅著作，未收譯文和整理的古籍。

　　第三種是1972年有關部門根據(jù)10卷本《魯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線裝本。毛澤東在書中畫了許多紅道道，許多冊的封面上畫有紅圈，其中一冊的封面上寫著“1975·8再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