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余敦康7月14日早晨在北京家中逝世，永遠離開了我們，永遠離開了他鐘愛的學術研究事業(yè)。余敦康先生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大家，他曾總結(jié)自己研究重點在儒學、玄學和易學三大領域。他在這三大領域都有獨到建樹，成為中國哲學領域最富有思想創(chuàng)造力的學者之一。他的研究從魏晉玄學起步，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玄學做了翻案文章；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步入易學領域，其易學思想卓然成家，為海內(nèi)外學人所推崇；此外，他對于夏商周三代宗教、先秦儒道法各家以及漢代儒學、宋明理學等，均有深入探索，形成了對于中國哲學發(fā)展的完整看法，并由此上升到對于中國哲學的總體特色的歸納總結(jié)。本文從易學、玄學與中國哲學的一般問題三個方面，對余先生的學術貢獻進行簡要總結(jié)。

　　從《周易》經(jīng)傳的詮釋中探尋中華文化精神

　　余敦康的易學研究，首先面對的是經(jīng)傳關系這一歷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關于《易經(jīng)》和《易傳》的關系，近代以前基于經(jīng)學傳統(tǒng)，主要將《易傳》看作是對于《易經(jīng)》本意的闡發(fā)，而近代以來疑古學派則嚴格劃分經(jīng)傳，強調(diào)二者的差異。余先生對于上述兩種易學觀均提出批評，他認為，傳統(tǒng)的以傳解經(jīng)和牽經(jīng)就傳，意在守護儒家“四圣一揆”的道統(tǒng)傳承，但從思想史的研究來看，則是有見其同而不見其異甚至穿鑿附會，為價值而犧牲了歷史的真實；疑古思潮下的近代雖完全分立經(jīng)傳，卻有見其異而不見其同，為真實犧牲了價值，淪為歷史考據(jù)學。顯然，這兩種傾向都是他不贊成的。余先生致力于在二者之外探索一條兼顧易學史研究的歷史真實和價值真實的新路徑，即在易學思想史研究中，探尋文化價值形成過程，使得易學史研究與軸心突破期所開創(chuàng)的價值世界相連通，這的確是一種更為深邃高遠的易學研究理路，也與余先生本人的文化憂患意識密不可分。在此理路下，余先生認為：“在《易經(jīng)》和《易傳》之間，存在著一種復雜微妙的關系，既有聯(lián)系，又有差別。其聯(lián)系則表現(xiàn)為《易傳》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場對《易經(jīng)》所反映的巫術文化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化，以傳解經(jīng)，牽經(jīng)合傳，使經(jīng)、傳共同體現(xiàn)一種易道，而這種易道也就代表了軸心期所形成的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庇嘞壬鷮τ诮�(jīng)傳關系的觀點，高屋建瓴且別開生面，他所以能在眾說紛紜的經(jīng)傳關系上提出新解，是因為他立足于中華文化精神的形成和演變這一獨特視角，在復雜多變的易學史中發(fā)現(xiàn)了其中一以貫之的東西，進而同異互現(xiàn)，同時糾正了經(jīng)學與反經(jīng)學兩種立場在易學研究中的偏頗，大大深化了對此問題之認識。

　　在經(jīng)傳關系研究方面的突破，使他的易學研究建立在一個與眾不同的起點之上，即以探究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為目標，這一目標主要是通過對《易傳》思想的深入挖掘?qū)崿F(xiàn)的。關于《易傳》，學界歷來有屬于儒家與屬于道家之分，余先生認為，《易傳》并不單獨屬于某一門派，它是綜合戰(zhàn)國諸子思想的結(jié)晶，它對于《易經(jīng)》的象數(shù)與義理兩個方面都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使得二者在陰陽哲學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結(jié)合，在天人觀方面實現(xiàn)了新的突破。這表現(xiàn)在它一方面吸收了道家的天道觀，卻克服了其蔽于天而不知人的缺陷，在道家的天道觀中注入了人文道德精神；另一方面吸收了儒家的人文道德思想，卻通過道家天道觀的引入而克服了儒家道德形上依據(jù)的不足，實現(xiàn)了自然與道德、是與應該的統(tǒng)一，標志著中國傳統(tǒng)宇宙觀的正式形成，并對以后的中國哲學思想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余先生指出，《周易》天人觀的特點，是一種天人合一之整體觀。天地運行，陰陽推移，變化日新，生生不已，但又無思無慮，無計度、無造作、無好惡，《易傳》所謂“鼓萬物而不與圣人同憂”，這顯然近于道家的自然主義，這就是老子稱之為“玄德”的那種東西。但是，這個世界畢竟是包括了人的參與，所謂天地人相參，一切天地變化都是人心目中所呈現(xiàn)出來的景象，與人的生存方式息息相關，而從人的觀點看，這種陰陽流轉(zhuǎn)、生生不息、萬紫千紅的宇宙演變，就是盛德大業(yè)，它“顯諸仁，藏諸用”，經(jīng)過了人心的感應和自覺，宇宙又具有了人文道德內(nèi)涵。不僅如此，《易傳》還認為人是可以將天德發(fā)揚光大，因為“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即天人接續(xù)之際，人性并非無源之水，人所稟賦的善性乃是從天道而來，乃天地所孕育顯化。余先生引金岳霖論道的觀點，認為這種宇宙觀既不像印度的“如如”那般使人完全消弭于大梵中，這樣雖然在感情上最為舒適，但此種舒適畢竟是以人的自我遺失為代價；也不像古希臘的邏各斯那樣，導致人與自然的緊張。易道是“由是而之焉”，它使得人的情感與理性同時得到某種抑制，又同時得到某種滿足，從而達到了情感與理性之中道平衡。他指出：“我們研究《易傳》，沒有必要再重復由歷史所造成的那種‘以物觀物’的學派成見了，而應該學習莊子那種‘以道觀之’的超越態(tài)度，站在中國文化根本精神的宏觀角度，把它看作是儒道兩家思想不分軒輊的互補，是先秦思想發(fā)展的必然歸宿，它非道非儒，亦道亦儒，是一種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有機結(jié)合的新型世界觀�！庇嘞壬�這種對于《易傳》天人觀的論述，可謂高屋建瓴，得其肯綮，既揭示了《易傳》天人觀的思想線索，又暗合于現(xiàn)象學的基本觀點，以“顯象”意識取代了原先所謂的客觀對象化研究思路，其思想深度超越了前人的探索。

　　可見，他并非只把這部“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的典籍看作是一部古書，在他心目中，這部人類奇書依然活在當下，那依然活著的就是中華文化精神，所以他的易學研究，便成了探求民族精神生命的歷程，正是這一高遠的視角與理念，使得他的易學思想上接軸心突破期所開創(chuàng)的價值世界，下貫當代中國人精神渴求的現(xiàn)實，顯現(xiàn)出強烈的文化憂患意識，在易學研究上獲得了新突破。那么，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到底是什么？他認為就是《乾卦·彖傳》所說的“太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他認為“太和”即最高的和諧，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保合太和”即通過人的主觀努力，加以保合之功，不斷地進行調(diào)控使之長久保持，來造就一種符合人所期望的萬物繁庶、天下太平的良好局面。余先生認為，和是儒道兩家共同的價值觀，老子主張“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孔子的學生有子指出“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分別強調(diào)了自然與社會之和諧，《易傳》綜合了儒道兩家和的思想提出了太和觀念，其根本主旨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根據(jù)對支配著自然界的那種和諧規(guī)律的認識和理解，來謀劃一種和諧、自由、舒暢的社會發(fā)展圖景，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

　　余先生認為，和的達成源于陰陽兩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彼此消長，《易經(jīng)·系辭上》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這意味著事物內(nèi)在地就是由差異的兩方面構(gòu)成，沒有差異和不同就沒有和，差異乃是事物生生不已持續(xù)發(fā)展的內(nèi)在生機活力，而和乃是通過陰陽對立面彼此作用的動態(tài)平衡而實現(xiàn)的。有差異就有斗爭，在矛盾激化時，斗爭甚至會發(fā)展到十分激烈的程度，進而產(chǎn)生革命，導致對立面的轉(zhuǎn)化，革卦就描述了這種情景。但是，《易傳》思想中的革命并不以消滅對立面為目的，革命本身的目的依然是和，是在自我與他者之間構(gòu)建新的平衡。他引用北宋理學家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的話加以概括：“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既然陰陽雙方性質(zhì)與行為方式彼此相反，就免不了產(chǎn)生摩擦、矛盾和沖突，但如果沖突不導致新的太和，而是將差異消滅，則會窒息事物內(nèi)部的生機與活力，也違背了天道本身。

　　余先生認為詮釋學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唯一進路，他的易學思想其實是在研究、反思易學思想史的過程中形成的，是他對于易學文本與研究文獻進行重新詮釋的結(jié)果。他對于先秦易學、漢代易學、宋代易學以及近代易學，都有獨到深入的研究，各成一家之言。另外，基于內(nèi)圣外王一以貫之的理路，他還對于易學與歷代政治演變的關系，易學的管理學思想等，進行了深入探索，意在打通易道與人倫日用世界的連接渠道，將形而上的易道轉(zhuǎn)變?yōu)橐惶卓刹僮餍缘膶嵺`方案�？梢哉f，在20世紀的易學史上，就易學思想的系統(tǒng)、深入和獨創(chuàng)性而言，余先生的易學研究成果可謂最具有代表性，達到了時代精神的新高度。在這一時期的易學研究中，他是同時從思維模式、價值理想和實用性操作三個方面入手并且形成了完整易學體系的學者，尤其是他對于《周易》中所蘊含的中華文化精神的總結(jié)，對于中華文化復興與未來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