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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審慎是知識精英的社會責任
楊光斌
//8858151.com2016-03-15來源: 環(huán)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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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精英有關政治的知識呈“碎片化”

  當前知識界有種現(xiàn)象,那就是但凡有專業(yè)的人都試圖將自己的學科知識作為議論和評判政治的標準。但問題是,很多人關于政治、尤其是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判斷都是一錯再錯,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們關于政治的知識實在太少。正因如此,筆者認為知識精英們在談論政治時應該保持審慎和低調。

  政治其實是關于國家變遷的學問,即使在知識爆炸的今天,人類依然不能有效地回答國家興衰的奧秘。我們關于國家的有限知識是,政治是“國家”的代稱,國家權力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經(jīng)濟權力、軍事權力、文化權力、社會權力和作為上述權力關系總和的政治權力,經(jīng)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等因素都是政治的基礎或者說重要內(nèi)容。在這個意義上,倒是古人一開始就把握了政治的本質:政治是共同體的善業(yè),即關于國家的整體性事業(yè)。這也就是政治學一直被稱為“國家學”的原因,政治學也是最古老的學說,有人類共同體就有如何治理的問題。

  然而,近代以來,作為“國家學”的政治學開始分化,首先分解出經(jīng)濟學,繼而又誕生了社會學。僅這三門社會科學的基礎性學科還不夠,三大學科又被肢解成各種零散的分支學科,彼此門檻很高,壁壘森嚴,結果學者變成了井底之蛙,各學科的人對于作為“國家善業(yè)”的政治的知識都是碎片化的,基于此,關于“國家”命運的判斷自然是不可靠的。歷史學如何呢?要說歷史是關于一個國家變遷歷史的研究,似乎更能整體性地把握國家命運。但是,歷史學離不開觀念學的歷史觀,即國家歷史的記載都是經(jīng)過觀念過濾的,企圖發(fā)掘歷史“真相”只不過是另一種觀念化努力而已。以史為鑒,可知興衰。但是,歷史本身并不是“答案”,歷史學也不能提供“答案”,否則各個國家也就沒那么多麻煩了。

  “拿來主義”更使中國社會科學先天不足

  除了學科視野的狹隘性讓人們習慣于盲人摸象,更嚴重的是,近代之后人們的世界觀認識論出現(xiàn)了大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二元對立世界觀,比如政治與經(jīng)濟、國家與社會、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民主與專制、集權與分權,等等。二分法根本性掩蓋了政治的復雜性,哪個國家的政治不是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一體化作用?哪個國家的現(xiàn)代性政治離得開傳統(tǒng)?哪個國家的民主不需要集權?在國家治理意義上的政治,經(jīng)濟和民生是政治的根基,不懂經(jīng)濟不懂民生,事實上也就失去了談論政治的資格。在二分法的政治觀那里,政治學所談論的種種制度和觀念都不過是政治的表層現(xiàn)象。

  無論是世界觀問題還是學科專業(yè)化問題,都有違政治的本來面目:政治乃治國之道。作為治國的學問,首先需要考慮的是民生,這是政治的根基。自由、工作機會和社會保障都是政治,但根本的政治還是民生性的工作機會與社會保障,沒有民生的自由毫無意義。美國人深諳此道,一方面對外大談自由與民主,但兩百年來面對不斷的國內(nèi)危機,其應對之道總是經(jīng)濟的和民生的,少有政治制度上的革新。相反,蘇聯(lián)試圖從政治制度層面解決自己的危機,結果一勞永逸地葬送了自己。

  深受二分法認識論支配的社會科學在西方本來就已經(jīng)走上了歧路,在中國更是先天不足。社會科學在中國也就是一百年的事,發(fā)展的主旋律就是“拿來主義”,結果中國社會科學卻“沒有中國”。這決定了整個社會科學界的水平不高,很多學者必然要用一些不倫不類的概念來解釋中國,中國變成了理論的試驗場,結論是中國不是一個正常國家。這是中國社會科學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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