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注意到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將在濟南舉行的消息，雖然眼熱，也沒太上心。后來得知居然還有個平行會議“歷史學博士后論壇”，想著或許還可以“濫竽”一下。嚴格說來，這是近年轉向新聞傳播學研究以來，第三次回史學圈參加學術活動。

　　這次到濟南，濫竽之外，也想會會舊雨，認認新知。當然，作為土鱉博士，也想見識下第一次在家門口舉辦的這么“高大上”的國際歷史大會，此前百余年這個會都是在歐美召開的。

　　這次的濟南論壇安排了兩組8場的報告和討論，并有南開大學江沛教授等名家擔任評議，但是兩組活動被分割在第一天的上午和第二天的下午，其他時間被大會開幕式和主題報告所占據。不是說不想參加和聽取，畢竟機會難得；但是，這樣的安排，總感覺多少沖淡了博士后論壇的初衷和本意。當然，活動總體上還是很好的，閉幕式的座談環(huán)節(jié)尤其值得稱道，時間安排很充裕，《近代史研究》主編徐秀麗等前輩學者的指點也很懇切，同仁們的發(fā)言也比較踴躍。

　　幾天的活動下來，也想到很多，比如開會與交流問題�，F在各種活動很多，并非所有的會議都值得參加。但是既然來了，總得有交流；而交流的益處，似怎么強調也不嫌過分。比如起碼可以據此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研究，總比埋頭只顧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好些。何況還可能發(fā)現吾道不孤，能結實研究議題和旨趣相近的朋友；而且，即便研究議題看似相反或完全不相干，也可能有所啟發(fā)和助益，尤其是跨學科、跨領域、跨代際的交流，對成長中的年輕學人來說，更是非常必要。比如，今次與會我就發(fā)現，有原本史學背景的同仁轉向了政治學研究；還有原本做商周考古的同仁，現在轉而開始研究近現代大別山根據地的經濟史。這些轉型的跨度不可謂不小，盡管目前來看他們的轉型未必都很成功，甚至個別術語的運用也略顯生硬，但轉變背后，在當事人都有切實的理由，亦有值得期待的前景。

　　而根據筆者游走于政治學、歷史學和新聞傳播學邊緣的經驗，跨學科的好處之一就是，當習慣了從一個視角看問題時，它會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東西——可能是以前不太熟悉、沒太注意或根本沒想到過的（當然也有劣勢，即浮萍無根打游擊）。在當事人自己是如此；在與跨學科者交流時，聽者亦會同受其益。比如新聞史領域的研寫，有史學背景的同仁寫出來的東西可能歷史感很足，而新聞味不夠。曾聽有新聞學背景的同仁指出，讀前者的某些研究可能不解渴，或者說沒搔到癢處。當然，反過來可能也一樣，有些作品可能新聞味很足，但歷史感不強。而這就凸顯了跨學科的必要和魅力。如能兼具歷史學和新聞學的基礎與訓練，那么這把刀切出來的東西，可能會非常有個性，對歷史學和新聞學都會有推動。

　　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狀況，尤其對年輕一代研究者來說，煉就這樣一把刀，更是未必那么容易。年輕一輩，或許可以很快讀罷萬卷書；但是，行萬里路的經歷或歷練，卻未必很快可以習得與實現。因為有閱（讀）無歷（練），也造成我們在史料解讀、人物把握乃至情勢判斷等方面，較年長的學人可能有所不足（當然，對人情世故等有獨到體悟的朋友除外）。甚至出現喜歡用各種時髦理論去反推甚至硬套當年之人與事；而在彼時的歷史情境中，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兒。

　　這種理論邏輯與歷史實情的隔膜，對我們年輕一代學人是非�，F實的挑戰(zhàn)，也迫切希望得到前輩們的指點。很多事情，可能我們摸索很久也不得要領，但前輩們看似不經意的一兩句話，可能對我們就能起到醍醐灌頂、豁然開朗之功效。比如，最近和傳播學名家李金銓先生聊起蕭乾，他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扎實的理論訓練提出的話題，讓我受益匪淺。至如楊奎松、王奇生等諸位老師在史料的解讀和運用以及人物的分析和把握等方面的隨手提點，更是難以勝記。

　　其實，也不光是研究旨趣，就是具體為文等細枝末節(jié)亦然。也因此，我更希望參加的，不僅是一般性的開會，而更喜歡工作坊性質的學術交流活動，特別是能以具體的研究為基礎，從問題提出、史料運用、論證邏輯、行文表述等方面有針對性地進行把脈和診治。尤其是最后一點，經常發(fā)現不少年輕同行的研究其實做得很好，但是能否讓專業(yè)領域以外的讀者也看得懂自己的成果，卻大可存疑。幸運的是，以華東師范大學當代史工作坊等為代表、真正為年輕學人考慮的一些活動，近年在國內史學界已漸次展開。

　　真誠希望這樣不講俗套、只重學術的交流活動越來越多，也能讓我們真正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