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市民舉報，位于江蘇南京江寧區(qū)的城市交通運輸學校，校園里隱藏著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知情人表示：學校內部開了一間神秘的KTV，外人也可以進入唱歌，而且老板還可以做一些“特殊”安排。調查人員走訪發(fā)現(xiàn)：南京城市交通運輸學校KTV有女學生坐臺陪酒陪唱，在學校附近早已經(jīng)是一個半公開的秘密了。而且，有學生還是學校保衛(wèi)科長介紹去上班的。（相關報道見A17版）

　　當高校和KTV發(fā)生關聯(lián)，當女大學生扮演“三陪”角色時，事件便成為了新聞，具有了刺激公眾的可讀性。不論這種刺激是源自一種獵奇心理，把發(fā)生在大學生的KTV事件當成是一種滿足窺私欲的低俗事件，還是來自對“潛規(guī)則”泛濫的擔憂，覺得高校出現(xiàn)這樣的惡劣事情實在是一種羞恥，都會讓“高校KTV”在很短時間內成為輿論的焦點，成為公眾討論的話題。

　　公眾的關注和圍觀本身也是一種監(jiān)督。只是，在圍觀“高校KTV”事件時，應該意識到這是一個個案，不能以標簽化的思維，把其當成常態(tài)并形成對某些群體的“刻板成見”。

　　新聞中的消息，是事情簡明扼要的報道。所以，新聞經(jīng)常使用概括性的語言來敘述事情的經(jīng)過，來描述新聞中的要素。就像發(fā)生在南京城市交通運輸學校的事情，在寫進新聞標題時，經(jīng)常省略地表達為南京高校；而有名有姓的女大學生，則被簡單地稱為女大學生；具體可查的保衛(wèi)科長，被節(jié)省地稱為高校老師。似乎新聞的主角是群體，而不是個體。

　　于是，一個具體的“高校KTV”事件，被泛化地稱為：南京高校女生在學校KTV提供“三陪”服務，高校教師為女大學生“牽線搭橋”。在新聞寫作時，這是一種慣用的手法；而且，可以確定這只是個案，參與者只是寥寥數(shù)人。但是，在公眾的理解中，可能直接跳過個案，也可能情緒先行，把新聞中的個案看成是一種現(xiàn)象，把新聞中的個體看成是群體。結果，以偏概全的結論就可能產(chǎn)生，這就是典型的標簽化思維。當個體身上發(fā)生的事情，被武斷地看成是群體特征時，群體也就被貼上了標簽。這種標簽易于傳播，也能夠滿足人們的情緒發(fā)泄，但是也容易造成抹黑和誤解，讓一個群體的形象受到影響與損壞。

　　所以，在圍觀“高校KTV”事件時，一方面，人們可以追問事情的真相，可以談論高校道德的滑坡，可以要求當事高校給出具體的說法；但另一方面，人們也應該克制自己的激動，把事件看成是一個具體的有待調查的事件，不放任自己的情緒化，也不隨意地給判斷對象貼標簽，而是耐心地等待事情的真相，并推進事情的理性深度討論。這時，公眾的圍觀才不會成為浮躁的狂歡，公眾的關注才能成為一種推動事情正常發(fā)展的力量。否則，高校、高校教師、高校女大學生將成為被抹黑的群體，他們的形象將因為一個“高校KTV”新聞而發(fā)生變形和扭曲。這不是一種夸張的假設。當人們的標簽化思維沒有被控制時，涉及某些群體的報道最容易標簽化。

　　當然，要想消除人們的標簽化思維，還需相關部門還原事情的真相，并對個案作出嚴肅處理：“高校KTV”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對于涉及的人員會作出怎樣的處理，高校通過怎樣的舉措來維護自己的聲譽，高校有哪些人應該對此事負責，并接受處罰。當事情的真相可以順利還原，而個案可以得到強力糾錯時，人們就會心平氣和地看待一個個案，并分清個案與現(xiàn)象之間的界限。如果，個案總是模糊的，而且處理總是乏力的，公眾自然會以標簽化的思維來想象、來發(fā)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