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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上中國的社會建設的一條線索是實業(yè)界，他們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在社會層面從事經濟建設

　　近代史上中國的社會建設的一條線索是實業(yè)界、實業(yè)家的線索。中國是一個傳統(tǒng)的農業(yè)文明國家，我們是典型的農業(yè)國家。但是，到了1913年中國就是第二大世界經濟體。

　　1913年的中國就是第二大世界經濟體，這條線索關乎工廠、銀行、出版社、報館、學校、律師業(yè)、會計業(yè)，這些事物大致上都是1894年以后到1949年期間出現(xiàn)的。

　　這期間各個領域、各個行業(yè)，許多全新的事物產生了，這是過去中國所沒有的。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產生了大批的實業(yè)家，張謇，一位穿西裝的狀元。1897年夏瑞芳等商務印書館的幾個創(chuàng)始人在上海創(chuàng)立商務印書館，后來成了中國出版界的“航空母艦”，鼎盛時期商務印書館擁有36家分館，1000多個銷售網點，遍布國內外。 它在上海的總館規(guī)模宏大，占地、房子、建筑布局， 這也是中國出版業(yè)的頂峰，可惜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用飛機炸彈把這里炸了，炸不掉再派人點火把它燒掉。

　　無錫榮氏兄弟創(chuàng)立的公司曾經在中國的衣食上占有半壁江山，他們在鼎盛時期非常驕傲地說過一句話：“在衣食上擁有半個中國”。他們一生只做兩樣東西，穿的和吃的，棉紗和面粉，只做這兩樣，市場份額占民族企業(yè)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郭氏兄弟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從小到澳洲打工，賺到了第一筆錢到香港、上海創(chuàng)業(yè)，成為中國最大的百貨公司永安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當時南京路上共有四大百貨公司：大新、先施、新新和永安，這四大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有四個相同之處：一個都是廣東省中山縣的農村人，二是從小家境貧困到澳洲打工的人，三是都信教，四是回到上海創(chuàng)立了有名的百貨公司。一直到1949年這四大百貨公司都是上海商業(yè)繁榮的象征，就是日本人占領上海，也沒有中斷他們的事業(yè)。

　　宋棐卿，天津東亞毛紡有限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山東人。盧作孚，重慶民生公司的總經理，一輩子穿平民服、身無分文的老板，看上去像學徒，但手里掌握著中國最大的民營輪船公司，鼎盛時期比當時官辦的輪船招商局還要多一萬多噸，民生有5萬多噸時，輪船招商局只有37500多萬噸，所以1937-1938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時要撤到四川就靠他的公司。

　　陳光甫、張公權，他們是當年中國銀行界叱咤風云的人物。那個年代的企業(yè)家、銀行家，他們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在社會層面從事經濟建設，這一條線索是經濟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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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組織力是建設力的核心、內核，如果社會組織健全，社會組織力就非常強大，整個社會可能變成一個健全的社會

　　1921年9月1日任鴻雋在“中國科學社”第六次年會上說：“現(xiàn)今的時勢，觀察一國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廣土眾民，堅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東西作標準儀，是拿人民智識程度的高低，和社會組織的完否作測量器的。”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要看它的社會組織是否完備，就是有沒有各種各樣的健康的社會組織。

　　社會組織力是建設力的核心、內核，社會組織包括信仰、經濟、文化組織。如果社會組織健全，社會組織力就非常強大，整個社會可能變成一個健全的社會。包括上海等地的商會、大學、報館、銀行公會、律師公會、書業(yè)公會，包括江蘇省教育會、中華職業(yè)教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等這些組織，都是當年不同的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它們都屬于一種社會組織力，當這些組織都有生存、活動的空間，能在社會中發(fā)揮它應有的影響時，這個社會每個人都有機會去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而不是要等待某一個上級、某一個部門給你蓋印、批準，這個社會一定是一個相對健康的社會。

　　上�？偵虝拇髲B曾經是上海權力的象征，代表著上�？偵虝�1000多個會員，代表著整個上海的經濟實力，會場也很氣派，在這里決定的事情，不僅對當時的上海而且對整個中國都會發(fā)生重大影響。大門前“上�？偵虝睅讉�字非常顯赫，1902年最初成立時叫“上海商業(yè)會議公所”，1904年改名為“上海商務總會”，1912年改名為上�？偵虝恢钡�1929年，27年中上�？偵虝䦟ι虾６际且粋�非常有力量的社會組織，影響了整個中國。今天這幢歷經風云變幻的老建筑面臨拆掉的威脅。

　　聶云臺（曾國藩的外甥）曾擔任過上�？偵虝䲡L，是最年輕的會長。穆藕初，棉紗大王，曾長期擔任上�？偵虝臅�。這些人在上海和整個中國發(fā)生大變動的過程中，在很多事情上發(fā)揮了非常大的影響力。今天談論民國時代的歷史時，繞不過商會、教育會、報業(yè)公會的作用，因為這些社會組織在那個年代都發(fā)揮了巨大作用。

　　1922年全國商教聯(lián)席會議代表聯(lián)合開會決定，次年在上海舉行一次國是會議，不是一般的討論中國的國事，而是制定一部憲法草案，這是今天所無法想象的。一批教育界、企業(yè)界、商界人士開會討論制定憲法的問題，討論國家往何處去的問題，但在1922年、1923年的中國他們就是那么做的。

　　再看與民國同步的律師公會。1935年杜重遠案發(fā)生，杜重遠是當時《新生》雜志的發(fā)行人，因為發(fā)表一篇《閑話皇帝》的雜文，里面諷刺了天皇，日本人要求南京政府把這份雜志封閉，最后給杜重遠判了一年零三個月的徒刑。判刑后，二十多個律師聯(lián)名寫信給上海律師公會，要求律師公會提出抗訴。上海律師公會正式向司法院提出抗議，這也是我們今天無法想象的。1938年，上海律師公會曾經給國聯(lián)發(fā)電報，要求制裁日本侵略。這些文書還在上海檔案館放著。

　　上海銀行公會是上海銀行業(yè)組成的組織，和上�？偵虝硪煌�，成為上海民間社會的重要力量。

　　九一八事變后，1931年11月蔣介石邀請上海各界代表到南京共商國是，其中包括銀行界的各大掌門人，張公權、錢新之、陳光甫、李銘、徐新六、林康侯；實業(yè)界有劉鴻生、穆藕初、虞洽卿、郭標； 報界有史量才、汪伯奇；出版界有王云五；教育界有劉湛恩、黃炎培。那個年代的企業(yè)家、銀行家、報人、教育家們可以與蔣介石平起平坐，蔣介石對他們也是禮賢下士。

　　史量才是當時上海民間社會的代表，連杜月笙都買他的賬，在上海的不同社會組織中他被大家公推為會長。他手里掌握著中國當時最大的兩個報紙：《申報》和《新聞報》，并投資了五洲大藥房介入藥業(yè)，又投資中華書局介入出版業(yè)，在當時的中南銀行有股份，介入了金融業(yè)，他在上海橫跨不同行業(yè)，尤其手里掌握著上海最有影響力的兩大報紙，有媒體的力量，當時社會各方面的精英對他非常服氣，大家在那些社會組織當中公推他為領袖。最早的組織是壬申俱樂部，他為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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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一個年代里，這些人仍然有機會從事自己的鄉(xiāng)村建設，仍然有機會搞自己的社會組織，仍然有機會按自己的方式去推動中國

　　1932年日本攻打閘北，戰(zhàn)爭爆發(fā)，上海的社會組織在危急關頭站出來，而且運作得非常好。這些民間組織一夜之間冒出來，在不同崗位上，你負責給前線送糧食，他去前線照顧傷兵，他負責后勤保障，他負責治安，整個上海秩序井然，就是靠了史量才這批人發(fā)揮的作用。在壬申俱樂部的基礎上他們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推史量才為會長，以后改組為上海市民協(xié)會，他仍然當會長。官方的上海參議會成立，會長還是史量才，一直到1934年史量才被暗殺。所以上世紀30年代初上海都是以史量才為代表的民間社會精英（銀行家、企業(yè)家、報人、出版家、教育家）掌管著社會，他們有各自背后的組織，江蘇省教育會、上海銀行公會、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這些組織都是我們所說的社會組織，它們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正面影響都非常大。

　　1938年當中國的重工業(yè)、航空工業(yè)、兵器工業(yè)、大量的器材設備機器運到宜昌，準備往重慶撤時，長江的枯水期只剩下40天就要到了。盧作孚動員了民生公司的全部力量，天才般地把原本需要1年時間運完的東西用40天運完，這是一個奇跡。所以晏陽初稱之為中國實業(yè)史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當時天上有飛機轟炸，特別緊張，他們晝夜不停地運轉。

　　梁漱溟搞鄉(xiāng)村建設，在河南、廣西特別是在山東所搞的鄉(xiāng)村建設實驗，持續(xù)了二十多年，也是一個社會組織。 他搞的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就是他創(chuàng)造的一個社會組織。從晚清到民國50多年間，這些人充分發(fā)揮了他們的建設力，所以整個社會呈現(xiàn)出一個有生機、有活力的生態(tài)。

　　在這樣一個年代里，這些人仍然有機會從事自己的鄉(xiāng)村建設，仍然有機會搞自己的社會組織，仍然有機會按自己的方式去推動中國。在這些人、這些畫面的背后，可用一個詞來概括——深水靜流，看上去不過癮，不刺激，沒有洶涌澎湃，沒有大刀闊斧，沒有口號喊得震天響，似乎一切都很平常，只是一批懷著平常心的人懷著不平常的理想在社會層面做踏踏實實的努力，他們深水靜流，潤物無聲，他們所做的工作是得寸進寸的工作。這些深水靜流者的行為都會載入歷史，他們的歷史可能會更長遠、更深刻地影響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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