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純一

　　在開拓性的思想史作品《辯證的想象：法蘭克福學派和社會研究所的歷史，1923-1950》（中文版《法蘭克福學派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之后，馬丁·杰（Martin E. Jay）逐漸將研究重點從批判理論轉向視覺文化，“從德國轉向法國”。為什么呢？“從根本上來說，我是知識上的狐貍而不是刺猬，對許多不同的有時甚至是不相關的問題感興趣。”

　　不過，對視覺文化的研究和他早年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仍然有著內在聯(lián)系�！跋瘛兜痛沟碾p眼》（1993）這本書的緣起就很多樣。我想要理清當代法國哲學理論里那團有創(chuàng)造性的亂麻——這些年來美國這邊很受其影響。它也源自我早年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概念的研究。我注意到，總體性概念的批評者中，有些人非常懷疑‘上帝般的視野’，也就是從上往下俯瞰的全知全能的視野，而欣賞一種與世界更切近、沉浸于其中的關系。因此，我認為我們語言中的視覺隱喻，以及實際上的視覺經驗，都是有政治意涵的。這就引導我去探索，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與總體性》（1984）這本書所涉之外的思想家，如電影理論家和女性主義思想家們對視覺在現(xiàn)代西方文化中的主導性作何見解�！�

　　馬丁·杰最近的研究是探索在當代思想中唯名論傾向的持續(xù)影響——唯名論是一個始于14世紀的哲學、神學運動，認為人們賦予個別事物的共相名稱只是為了更好地與這個不那么擁有內在理性的世界相處。“例如探討‘事件’（event）這一歷史性概念，其不可被化簡為任何宏大原則、任何連貫敘述，甚至也不能交由其歷史語境來決定。我對‘音樂唯名論’也很感興趣，這在阿多諾的美學理論中是很重要的概念�！畧D像唯名論’——這個詞最早是杜尚發(fā)明的，很適用于攝影。我選擇了相似的文學術語‘魔幻現(xiàn)實主義’來論證說，有一種‘魔幻唯名論’來幫助攝影把這個世界重新神秘化。”

　　今年春天，馬丁·杰有一本主題為帝國主義與視覺性的交疊的合編文集將會出版。另外，他還有一本寫作中的書，叫作《黯淡之后》——借用霍克海默《理性的黯淡》（1947）的書名。這本書聚焦哈貝馬斯試圖發(fā)展一個可行的溝通理性概念的努力，敘寫近年來批判理論中理性的命運�！八阅憧吹桨�，我對法蘭克福學派的遺產還是那么感興趣�！�

　　馬丁·杰1971年獲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論文正是后來出版的《辯證的想象》。寫作論文期間，他和法蘭克福學派的許多成員都建立起通信和友誼。這本著作迄今已被譯成12國語言，法蘭克福學派的工作由此被介紹給了國際公眾。近日，馬丁·杰教授做客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講座，解讀“新自由主義想象與理性空間”，期間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馬丁·杰的《辯證的想象》迄今已被譯成12國語言，法蘭克福學派的工作由此被介紹給了國際公眾。近日，馬丁·杰教授做客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講座，解讀“新自由主義想象與理性空間”，期間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法蘭克福學派并不是死守衰落的正統(tǒng)，而是隨著時代而發(fā)展

　　文匯報：西方馬克思主義可以分為哪些主要流派？現(xiàn)在，它是否仍是一個活躍的理論潮流？

　　馬丁·杰：如果說是作為一場條理清晰、不斷發(fā)展的知識運動和政治運動，西方馬克思主義現(xiàn)在基本上已經是一個歷史現(xiàn)象了。它不再擁有1970和1980年代時候那樣的創(chuàng)新動力，不再能產生新的想法，并啟發(fā)人們去行動。像葛蘭西、盧卡奇、薩特這樣的人物，在學生和其他年輕人中已經不像當年那么重要了。

　　盡管如此，法蘭克福學派在所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tǒng)中還是作為一股積極活躍的力量留存下來，這是因為它始終與時俱進。法蘭克福學派至今已形成三代，每一代都有各自的關切和方法。在第一代之后，也即最著名的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洛文塔爾等退出舞臺之后，哈貝馬斯和韋爾默等同道一起，發(fā)展了他自己的批判理論。在最新一代的批判理論家中，還有很多有才華、有創(chuàng)造力的思想家，如德國的阿克塞爾·霍耐特，馬丁·澤爾和克里斯托弗·門克，以及美國的塞拉·本哈比，南�！じダ诐�，托馬斯·麥卡錫，蘇珊·巴克-摩斯，羅伯特·于洛-肯拓等。所以，批判理論并不是死守衰落的正統(tǒng)，而是隨著時代而發(fā)展。此外，許多早年的文本，尤其是阿多諾和本雅明的文本，至今仍激發(fā)出新的回應。

　　批判理論的另一大優(yōu)勢在于，它不僅僅是狹義上的一個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流派。從一開始，它就對外部的潮流所開放，無論是精神分析、道德哲學、語言學理論還是系統(tǒng)理論等等。它并不抵制所謂“資產階級”思維模式的滲透，也從來沒有假設說，單憑一種主義就能獲得所有問題的答案。因此，它能夠以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而不完全是防御性的方式，來應對此后一系列知識潮流如后結構主義的挑戰(zhàn)。

　　文匯報：具體有哪些挑戰(zhàn)？

　　馬丁·杰：最大的挑戰(zhàn)是1970年代后資本主義發(fā)生的變化，后福特主義的積累、全球化（包括地方無法應對環(huán)境問題）、信息革命以及福利國家走向瓦解是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此外，蘇聯(lián)解體和冷戰(zhàn)結束導致了人們重新強調民主化和文化多元主義的議題，在世界顯得越來越依賴于一種過時的威權體制時，這種強調變得尤為迫切。我們能否避免那種單一模式的民主政府，即那種假設世界最好是單一的而不是多樣的民主政府？我們能否避免重蹈覆轍，而是超越毀滅性的啟蒙辯證法，走向哈貝馬斯所說的“進化學習”的過程，讓容易犯錯的人類努力現(xiàn)實地應對這些挑戰(zhàn)？雖然人們對各種不公正現(xiàn)象的憤怒在許多情況下確是一個有力的武器，但我們仍然不太看好總體主義的烏托邦式解決方案。

　　法蘭克福學派的一項遺產就是，對于那些已經實現(xiàn)的，承認有必要保留，而不是總是跳進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世界許多地方都有支持法治、支持積極參與政治的全民平等的公民權和人權的傳統(tǒng)，也就是說，這些價值不能被降格為僅僅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

　　另一種主要的學習過程更具開放性，是對西方之外的思想和實踐的開放。例如，美國哲學家托馬斯·麥卡錫，哈貝馬斯著述最重要的闡釋者和譯者，最近出版了一部新書《種族，帝國和人類發(fā)展的理念》，用有別于早前批判理論家的方式探討帝國主義和種族不平等問題。也有許多非西方世界的學者，已經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傳統(tǒng)提出了生動的批判性的評價，指出其盲點，也延伸其見解。

　　文匯報：您的《辯證的想象》描繪的是法蘭克福學派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期。1950年代以后，則是其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時期�，F(xiàn)在，法蘭克福學派還有影響力嗎？

　　馬丁·杰：我寫這本書是40多年前了，那時候馬爾庫塞是美國最重要的左派理論家，但這些年后，他的影響力急劇衰落。現(xiàn)在他的很多著作看起來都有些膚淺、過時了，不再能激起學生們的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本雅明和阿多諾始終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特別是阿多諾，在過去的15-20年中，不僅在哲學、社會學，也在音樂學、文學批評和文化理論等領域被人們所重視。哈貝馬斯在許多方面都被視為阿多諾以及批判理論傳統(tǒng)的替代者，他在政治理論、法理學甚至歷史學中都有很大的影響力，他的“公共領域”概念刺激著人們進一步研究�；艨撕Ｄ�，盡管他在某種程度上被遮蓋了光芒、被遺忘，但我的一位學生約翰·阿布羅麥特最近新出版了一部霍克海默早年生涯的長篇傳記，相信一定會激起人們新的興趣。社會研究所歷史上的其他人物，像弗朗茨·諾依曼，他的政治和法律理論現(xiàn)在也有一定影響，但現(xiàn)在阿多諾無疑是法蘭克福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一個有趣的故事可以說明近年來的阿多諾熱：他匿名出版的最后著作《美學理論》，首次譯成英語是1984年，但這個譯本不是很好。羅伯特·于洛-肯拓寫了一篇長文來批評，甚至導致后來德國出版方撤回了版權。15年后，他自己出版了一個新譯本，在英語知識界獲得巨大影響力。隨后，阿多諾的其他著作如《啟蒙辯證法》和《新音樂的哲學》也很快被重譯。這么難的學術文本這么快就被重譯是非常少見的，這也證明了阿多諾的國際影響力。

　　思想具有歷史屬性，而非永恒不變

　　文匯報：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您研究的對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他們的思想和往來。思想史的寫作和其他歷史的寫作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馬丁·杰：思想史當然也有很多種，這一領域現(xiàn)在正經歷著非�；钴S的復興。大體說來，思想史有三項主要的任務。一是要認識到，思想是具有歷史屬性的，而非永恒不變的，我們總是應該在其得以出現(xiàn)、被接受和傳播的環(huán)境條件里去理解這些思想。因為，思想很可能被創(chuàng)造性地誤讀或與其他思想混合起來，其來龍去脈因此也不可能還原成首創(chuàng)者的本來意圖。所以，思想史的首要前提就是，思想始終是在以未期的方式，收集著新的、有時甚至是相對的意涵和功能，隨著時間不斷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