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思想史學家們有責任成為那些不再能代表其領域前沿的過時思想的貯存庫。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例，在我剛開始研究其歷史的1960年代，美國的哲學系里幾乎沒有什么人對黑格爾左派代表的思想傳統(tǒng)感興趣。在那時候，分析哲學是主流。今天，情況已經(jīng)有了一些變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思想史讓人們在時代變化后有了重新發(fā)現(xiàn)這些思想的可能。或者說，思想史能夠保存哲學上的“瀕危物種”，希望有朝一日它們還能在“野外”生存下來。以心理分析為例，在當代的心理學系，已經(jīng)沒有人研究弗洛伊德了，但他仍然是思想史學家們無盡想象的來源。思想史學家們讓他的革命性洞見被牢記，也毫不掩飾地暴露其視野的歷史性缺陷。

　　思想史的第三項任務，可能應該說是理性地重建我們現(xiàn)在的位置，為當代思想回溯其形成的譜系。這里的目標并不只是重新喚起我們對未定的過去、對隨之而來的開放性的感受，這對于任何歷史敘述來說都是重要目標，而是給予當前一種敘述的連貫性——當前是一個包含一系列問題和答案的有意義過程的頂點。即便現(xiàn)在看來，過去的某個答案是“錯誤”的，但其作為連貫歷史過程的一步，也是值得深思的，有助于我們理解現(xiàn)在的問題。

　　文匯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英國和美國發(fā)生的新左派運動，是否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歸作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

　　馬丁·杰：美國的新左派有許多不同來源，有些是和國際新左派運動共享的，有些是我們歷史上獨有的——這部分絕大多數(shù)都是非理論的，因此我不想夸大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性。當然，馬爾庫塞，當時仍在美國，也是資產(chǎn)階級社會——包括其對性滿足的壓抑——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他對“單向度”思想和文化的分析，獲得了許多學生的認同。這讓他們，也讓那些并沒有真正遭受明顯的物質剝奪或社會不公正的人相信，他們也和少數(shù)族裔、被剝削工人一樣，受到了壓迫。其他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則不那么知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著作必須等到1970年代才被翻譯成英語。不過，許多美國左派知識分子——保羅·古德曼，詹姆士·鮑德溫，C.賴特·米爾斯，諾曼·布朗，諾姆·喬姆斯基，霍華德·津恩等等，都對美國在世界的作用，以及那些阻礙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和公正的理想世界的持續(xù)問題，做出批判。反文化英雄如詩人艾倫·金斯堡和民謠音樂家瓊·貝茲和鮑勃·迪倫也在動員人們反對傳統(tǒng)中產(chǎn)階級文化和冷戰(zhàn)政治態(tài)度上有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無論理論家或文化偶像的重要性如何，新左派都是在反對越南戰(zhàn)爭、反對征募年輕人去打仗，以及抗議公民權利議題等進程中形成的，這是其最重要的來源。代際間的對立不僅因為對待性、毒品和搖滾的不同態(tài)度而加重，也因為年輕人憤怒于被無情的長輩送去戰(zhàn)場而加重。

　　如果法蘭克福學派真有什么影響的話，那就是讓知識分子和學生表達出，看似讓被娛者自由選擇的流行文化實際上是被上層操控的“文化工業(yè)”，以獲利并壓制真正的異見。法蘭克福學派提供了一套語匯，對商品文化提供的膚淺易逝的快樂、及其對痛苦的麻痹提出挑戰(zhàn)。

　　同一時段在英國，理論的重點是不同的。阿爾都塞的科學馬克思主義或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有更多追隨者，而流亡時期的法蘭克福學派在英國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歷史，它不那么知名，即便一些人將本雅明解讀為激進文化政治的資源，如特里·伊格爾頓。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雜志是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主編的《新左派評論》，其編者、作者都對大陸哲學更感興趣，政治上更傾向于托洛茨基主義，而這些在美國都是非主流的。在英國也有強有力的本土傳統(tǒng)，來自F.R.利維斯以及圍繞著《細讀》雜志的文學評論圈子，頌揚本地的工人階級傳統(tǒng)，試圖將之與反對資本主義的文學傳統(tǒng)聯(lián)系起來，如雷蒙·威廉斯在其開拓性的研究《文化與社會》中所探索的一樣。在英國，批判理論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哲學家吉蓮·羅斯，可惜英年早逝。

　　此外，在英國，也有一個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傳統(tǒng)——E.P.湯普森，克里斯托弗·希爾，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等等。這是美國所沒有的。這種傳統(tǒng)更強調(diào)工人斗爭，以堅稱，工人們，如馬克思所說，是歷史的主體。

　　文匯報：1990年代后，中國商品經(jīng)濟大潮席卷而來，大眾文化開始興起，之后的全球化更加劇了文化的大眾生產(chǎn)。許多人在這時引用“旅行”來的批判理論作為他們的話語資源——當然也還有許多其他話語在與之競爭，批判這種一切商品化的傾向。這種“雜交”，或創(chuàng)造性的誤讀，是您所樂意看到的是嗎？

　　馬丁·杰：我希望中國的接受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誤讀，而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這些思想已經(jīng)做了很多旅行——從德國到美國再回到德國——現(xiàn)在來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它們總是被本地的知識傳統(tǒng)、被研究者各自的不同經(jīng)歷所修正。一系列新的意涵被創(chuàng)造，新的問題被回答，之前未被發(fā)掘的軟肋被暴露并處理。薩義德所說的“旅行的理論”是永遠不能回家的，或至少如果沒有經(jīng)歷急劇變革是不能回家的。所以，我希望也期待的是，中國的接受將是這一傳統(tǒng)極具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展的一個新篇章，能夠讓歐洲和美國同道認識到這一傳統(tǒng)的潛質。

　　我在訪問華東師大時已經(jīng)看到了一些這樣的接受，如我的邀請者童世駿教授，與我分享了一篇他最近的文章，探討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概念和傳統(tǒng)中國的理性思想，特別是與梁漱溟思想之間的異同。這篇文章將會收錄在《讓哈貝馬斯去地域化》的文集中。無疑，批判理論在美國的接受本身就是一種去地域化，現(xiàn)在，它正全心期待著在當今世界的新形式。

　　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將經(jīng)濟領域重新深植于包含道德、社會和文化價值的更大背景之中

　　文匯報：我們對現(xiàn)在的以新自由主義的話語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的批評，是否更多地停留在文化層面，而無法真正上升到經(jīng)濟、政治層面上？

　　馬丁·杰：有一個經(jīng)驗教訓就是，要避免認為這些層面都是相互隔絕、各自發(fā)展的想法。當然，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必須做一個區(qū)分，某種內(nèi)部邏輯確實驅使著價值領域向其獨特的方向發(fā)展。但是，總有一種反向的壓力想要將它們重新整合起來，讓文化、政治、宗教、社會關系和經(jīng)濟以復雜的方式交織起來。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將經(jīng)濟領域重新深植于包含道德、社會和文化價值的更大背景之中。盡管經(jīng)濟本身的內(nèi)在邏輯是朝向永不停歇的增長、不受牽制的利益最大化以及生活所有方面的商品化，但是，經(jīng)濟從來不是完全隔絕于其運行的更大背景的，這一背景下，人類的其他需求都被考慮在內(nèi)�？纯次覀儸F(xiàn)在面臨的環(huán)境問題就知道，無論經(jīng)濟如何看似擁有自己必須遵循的“邏輯”，我們都必須將之整合回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中。

　　文匯報：您在演講最末所呼吁的“在全球范圍內(nèi)建構一個發(fā)散型的、由溝通理性貫穿其中的新一代公共空間，以應對世界經(jīng)濟體系的挑戰(zhàn)”的努力嘗試。我們應該從哪里開始呢？

　　馬丁·杰：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并沒有一個單一的公共空間，即便在國家層面�，F(xiàn)實中，盡管有著各種包容性的努力，但是只存在本地或部門的公共空間，在那里，擁有共同興趣和共同問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面對面地或通過各種溝通工具來交流。最好的情況就是其成員能夠被清晰的論辯所說服，而不是服從于一個不平等的權威或參與者的權力。

　　當然，今天，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創(chuàng)造了許多虛擬公共空間，輕松跨越年齡、性別、地域、甚至語言的邊界，然而，其仍然缺乏一個尋求共識的協(xié)議，而這就是理想型公共空間的追求。許多公共空間都是爭強好勝或發(fā)泄憤怒的戰(zhàn)場，而非理性辯論的舞臺，但至少它能夠讓人們傾聽彼此論點，存在被說服的可能。既然我們不知道哪一種公共空間在這方面會更成功，最好還是讓千萬個公共空間都繁榮發(fā)展，而不是試圖規(guī)訓或限制它們。當然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限制，例如對無根據(jù)的誹謗或出格的仇恨言論。

　　文匯報：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可能成為批判新自由主義的一種話語資源嗎？

　　馬丁·杰：馬克思主義仍然不失為一種吸引人們注意商品化的影響、勞動力剝削、資本主義持續(xù)無能解決其自身問題的有效方式�，F(xiàn)在，在社會-經(jīng)濟系統(tǒng)層面沒有一個激進的解決方案，于是我們就面臨一個相對微小的任務：解釋資本主義是如何能被改造以至于更加“面善”�？偟膩碚f，今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資本主義似乎太強大了，已經(jīng)讓我們偏離了目標。今天的世界深度交織在一起，誰都不可能與世界經(jīng)濟斷絕往來。而馬克思是敦促我們?nèi)ハ到y(tǒng)性地思考世界經(jīng)濟問題的人。

　　文匯報：您曾經(jīng)說“知識分子”起初并不是個褒義詞，而有自高自大的意味。霍夫施塔特就寫了一本書，論述美國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反智主義的傳統(tǒng)。在您看來，這種傳統(tǒng)是如何產(chǎn)生的？

　　馬丁·杰：在受過教育的人群間，會有復雜而強烈的互動，他們會有閑暇和傾向去寫作，還能接觸到媒體。在現(xiàn)代，我們稱其為知識分子，讓他們發(fā)展自己的秘傳思想和專門術語，而這些有時候就讓普通讀者望而卻步。于是就有公共知識分子和學術的中介，把艱深繁難的思想以相對可親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這其中就有思想史學家，他們會把思想放在其歷史背景之中，讓普通讀者也能理解，在復雜持續(xù)的辯論中什么是核心內(nèi)容。但這樣的努力并不總是成功的。我們慷慨地讓自然科學家們用術語來開展研究，不指望這些能被普通讀者看懂，但對人文社會科學家，我們則沒這樣的耐心，總覺得他們的觀點應該更容易被理解。結果，就一直存在對那些精英主義的、居高臨下的反啟蒙主義者的憎恨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