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的背后，實則給作為被害人的幼女貼上了“妓女”的標簽，這一方面是對幼女尚處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階段的漠視，另一方面又對被害幼女造成了二次傷害。

　　據(jù)報道，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4日再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三審稿刪去現(xiàn)行刑法中的嫖宿幼女罪，擬對此類行為一律適用刑法中關于奸淫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的規(guī)定。

　　不管審議的結果如何，嫖宿幼女罪的“惡名”都已遠揚。令立法者尷尬的是，這一罪名距今天僅有18年，它本就是刑法修訂的產物。據(jù)官方解釋，當時增加該罪名的背景是，1997年前，司法實踐中的一些個案顯示，一些不滿14周歲的幼女發(fā)育較成熟，謊報年齡且屬自愿行為，在立法者看來將此類案子視為“強奸”并不妥當。

　　然而時至今日，仍有一批刑法學家和司法工作者堅持認為嫖宿幼女罪是進步。理由是它在立法技術上區(qū)分了“嫖宿”和強奸，而且其起刑點比強奸要高。

　　在我看來，出現(xiàn)這一罪名實難稱“妥當”。對與未滿14周歲的幼女發(fā)生性關系，區(qū)分出“嫖宿”與強奸，看似尊重了“交易”或“強迫”的區(qū)別，但這一邏輯建立在幼女也有進行性交易的處分權上。換言之，幼女有權自愿與他人發(fā)生性關系嗎？“嫖宿”幼女的背后，實則給作為被害人的幼女貼上了“妓女”的標簽，這一方面是對幼女尚處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階段的漠視，另一方面又對被害幼女造成了二次傷害。

　　支持嫖宿幼女罪者還有一個看起來冠冕堂皇的理由：嫖宿幼女罪是為保護幼女合法權益而設的，且這一罪名的起刑點比強奸還要高。但這解釋不了為何嫖宿幼女罪要被歸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這一類罪中，基于對幼女合法權益的保護，本應像強奸罪那樣放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之下，才稱得上妥當。

　　至于說嫖宿幼女罪比強奸罪判罰更重，更有利于打擊“嫖宿幼女”行為，只能讓人“呵呵”了。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0-2013年,全國以嫖宿幼女罪被判刑的被告人中僅有67%被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高達33%-48%的嫖宿幼女罪被告人被低于法定刑量刑。嫖宿幼女罪在語義上和事實上鼓勵了性侵幼女行為的發(fā)生。因為“嫖宿”長期以來僅被認為是一般違法行為而非犯罪，它侵犯的主要是“社會管理秩序”，或許這也是嫖宿幼女罪被列入“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真實原因。也正因為“嫖宿”這一用語，讓那些覬覦幼女的“嫖客”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法律上的心理安全感。性侵幼女的個案在“嫖宿幼女罪”之下屢被輕判，與它并不合理的立法設計緊密相關。

　　法律應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頻繁修改不利于執(zhí)法，但對于修法的失誤，也要勇于承認和糾正。修法是多數(shù)人意志的體現(xiàn)，不論是立法官員還是法律專家，都應俯下身來，傾聽民意，利用自己的法定職權和專業(yè)知識，為科學立法服務，為反映民意訴求服務。從此意義上說，嫖宿幼女罪的立與廢理確是“修法時代”的一個標本。

　　本報特約評論員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