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出版古籍，在很多人看來是一件很邊緣的事情，不僅與一般社會生活沒有多大關系，甚至在文化生活領域，也只是一小部分專家學者的事情。然而在中國古代，卻是另一番景象。

　　印刷術發(fā)明后，五代后唐諸朝開始大規(guī)模印刷書籍，印制的就是已經流傳很久的經書，是地地道道的古籍，而不是當時人的著述。至北宋初年全面推廣雕版印刷，像《史記》《漢書》等最基本的古代史書，亦即所謂“正史”，也很快被雕版印行。這一做法，為以后歷代王朝所沿承。透過這一史實，我們就不難看出，刊印前朝舊籍，本來是中國古代出版業(yè)中的一項核心工作。

　　這些前朝舊籍，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難免產生文字錯訛，輕則文氣不暢，重則影響讀者對本義的理解，有時甚至會產生很大誤解。因此，從雕版印刷產生之日起，�？闭恚团c之緊密伴隨；更準確地說，在雕版印刷大規(guī)模普及于經史書籍的五代和北宋前期，通過精細�？眮頌樽x者提供文字準確、文本統(tǒng)一的讀本，比書籍的廣泛傳播更為重要。這種�？背霭婀偶墓ぷ鳎梢哉f是在為古代的歷史文化延續(xù)命脈。

　　由于古代典籍的復雜性，這種校勘工作，不僅難以盡善盡美，每一種新的印本，往往還會不同程度地增添新的訛誤。隨著時代的延續(xù)，對古代典籍的整理�？币簿妥兊糜鸀槠惹�，需要勘正的問題亦隨之日益復雜。

　　好在當代中國一直有一批既富有學養(yǎng)，又勇于擔當傳承文化使命的學者，多年來持續(xù)努力從事著這一工作，并且取得了豐碩成果。最近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領導小組組織評選推出的《向全國推薦優(yōu)秀古籍整理圖書活動入選書目》，就向社會展示了其中頗有代表性的一些著述。這個書目，包括了傳統(tǒng)四部分類中經、史、子、集各個門類。由于主要從事歷史學研究的關系，我對史部書籍尤為關心，在這里想談談對這份書目中史部書籍的粗淺印象。

　　按照所公布書目的計數(shù)方法，在這91種書籍當中，屬于史部的書籍總計在30種以上，所占比例，較為合理。在這里面，既有像“二十四史”暨《清史稿》和《中外交通史籍叢刊》這樣統(tǒng)一編印的叢刊，也有許多像《戰(zhàn)國策箋證》《唐才子傳校箋》《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樣的單行印本，均衡兼顧各種形式。

　　這份書目的史部書籍當中，很多都是難得的精品。例如，1956年古籍出版社點校出版、后歸中華書局不斷重印的《資治通鑒》，不僅充分吸收了清代中期以來胡克家、張瑛、熊羅宿、章鈺諸人的校勘成果，而且分段標點亦極為審慎。其具體點校工作集中了當時史學界十二位知名教授，包括顧頡剛、容肇祖、聶崇岐、王崇武、鄭天挺、齊思和、張政烺、周一良、鄧廣銘、賀昌群、何茲全先生等，分卷點校，然后再由顧頡剛、容肇祖、聶崇岐、王崇武四位先生組成“校閱小組”，在每一卷點完之后，重做兩次“復閱”。不僅司職人員水平、層次之高，點校質量之佳，可謂“空前”，使這一印本成為此書現(xiàn)有諸本當中最好的本子，而且以如此強大的學術陣容來點校一部史書，勘定佳本，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恐怕也將是堪稱“絕后”的事情。

　　但同時，一項高質量的古籍�？背晒�，更重要的是要能夠善于裁斷，有所發(fā)明，這一點也應該是相關主管部門在作優(yōu)秀成果評選時著力予以關注的因素。在這次入選的史部書籍當中，周祖謨先生的《洛陽伽藍記校釋》，對《洛陽伽藍記》的版本源流關系、正文與注文的析分準則等關鍵問題，都能夠提出超越前人的明晰認識；再依此振裘挈領，考辨校釋具體問題，要言不煩，新見迭出，堪稱典范之作。

　　除了整理�？背晒�，在這份書目的史部書籍當中，還有一小部分有關古籍的專題研究成果。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此書以一人之力，對清代考據(jù)學鼎盛時期匯集一大批優(yōu)秀學者心力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出深入細致的考訂辨析；不僅對每一部典籍的具體考證結論足以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并傳，而且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一目錄學的核心宗旨方面，往往能夠超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達到空前的歷史高度，是二十世紀留給后人的學術經典之一，是我們這個時代能夠很自豪地留給后人的“古籍”。

　�。ㄗ髡呦当本┐髮W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