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6日，鄭州市建設路小廣場上，十幾位老人一字排開，每人手中舉起一個字牌，用行為藝術的方式呼吁大家互相幫助，呼吁愛的回歸。CFP

　　1月8日，浙江金華一名男子在市區(qū)西市街上突然發(fā)病跌倒。附近的市民和智者寺的僧人見狀立即上前救助。 CFP

　　編者按

　　應飛虎教授是本報的老讀者、老作者。近幾年，因扶起摔倒者而產(chǎn)生矛盾糾紛的案件時有發(fā)生，已經(jīng)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應飛虎教授一直關注這一問題，并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完善激勵機制，褒獎善行義舉……形成好人好報、恩將德報的正向效應”。應飛虎教授專門撰文，授權本報發(fā)表，敬請關注。

　　根本上說，社會對摔倒老人的冷漠，就是敗德惡行不能被懲罰情形下的民眾自保。只有有效地懲治惡行，才能形成好人好報、恩將德報的正向效應

　　誠信和友善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社會得以正常運作的基石。近十年來，我國扶人被訛以及肇事者冒充好心人的事件時有發(fā)生，極大地消耗了社會誠信資源。筆者運用多組關鍵詞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多次檢索因扶人而產(chǎn)生糾紛的案件，至今共查到102例。這些案件中，既有被媒體報道并被互聯(lián)網(wǎng)和人際網(wǎng)絡充分傳播的摔倒老太訛人的恩將仇報事件，也有肇事者扶人后冒充見義勇為者的事件。典型的案件如：2011年8月26日江蘇如皋公交車司機殷紅彬扶起81歲石老太，被老太咬定是肇事者，后來車輛監(jiān)控系統(tǒng)證實了他的清白。2012年8月3日上海徐某聲稱扶起一位老太后被認為是肇事者，而后不斷向社會求助，尋找目擊證人，但警方通過監(jiān)控最終確認，徐某就是肇事者，老太并未誣陷她。而這其中最極端的案件莫過于最近發(fā)生的廣東河源男子因扶老人被誣撞人而投塘自殺事件。這些案件顯然與誠信和友善背道而馳。我們應該怎么辦？

　　中共中央辦公廳日前印發(fā)的《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指出，要“形成科學有效的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xié)調(diào)機制、矛盾調(diào)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要“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完善激勵機制，褒獎善行義舉……形成好人好報、恩將德報的正向效應”；要“使正確行為得到鼓勵、錯誤行為受到譴責”。那么，制度應該怎樣塑造好人并促使人誠信友善？

　　真實世界遠比想象復雜

　　2012年5月，昆明市文明辦公開承諾，市民因攙扶摔倒老人被訛，由此產(chǎn)生的費用將由昆明市文明辦申請愛心專項基金埋單。這一看似促使人行善的舉措，在制度設計中，存在邏輯上的問題。如有證據(jù)能夠證實市民因攙扶老人而被訛，那被訛的市民自然不存在承擔責任的問題，因此也無須政府專項基金埋單；若不能證實市民因攙扶老人而被訛，那政府極有可能為肇事者埋單，這會促成極大的道德風險，從而使問題更為復雜。而2013年6月28日通過的《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救助人權益保護規(guī)定》被稱作“好人法”而受到社會期待，該《規(guī)定》明確，對被救助人誣告陷害救助人的情形錄入個人信用記錄系統(tǒng)等，這有助于強化恩將仇報者的法律責任，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jié)撛诘恼_告者約束自己的不良行為。但這一《規(guī)定》同樣忽視了一個核心問題：誰是好人？不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埋單、法律傾斜、社會援助等完全可能成為對壞人的幫助。

　　在筆者搜集到的因扶人而產(chǎn)生糾紛的102個案件中，查實為見義勇為的48例，冒充好人的29例，這意味著有48個被救助者和29個救助者是壞人。這也表明，真實世界的情況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得多。近年來在“彭宇案”標簽化、程式化的報道模式下，媒體、民眾形成了一個恩將仇報的認知框架，對事實進行定格化、簡單化處理，從而也使待解決的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一個極端的案例是：2013年12月27日，武漢一名電動車司機攙扶起倒地老太，被認為是肇事者，圍觀路人竟協(xié)助電動車司機逃逸，卻不扶起老太。但后來監(jiān)控錄像顯示，一輛公交車進站時該電動車突然沖過車后門，帶倒了剛下車的老太。

　　公權機構不可缺席

　　要在社會中形成“好人好報、恩將德報的正向效應”，其關鍵在于能夠確認好人和壞人，雖然我們每個個體都有辨認好人與壞人的責任，但在現(xiàn)代社會，制度在這方面的責任不可或缺。在預防和解決“摔倒不扶”這一社會問題時，涉及到事實認定時，公權機構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盡最大可能發(fā)現(xiàn)真相。撞與被撞在瞬間發(fā)生，即使當事雙方對事實有準確認知，也無能力固定證據(jù)。如果雙方爭執(zhí)不下，這意味著必然有一方是壞人，那即使摔倒者并無大礙，政府也應該積極介入，發(fā)現(xiàn)真相。政府不應認為這是普通民事案件而不予介入。可喜的是，最近幾年，由于扶人成為公共事件和社會問題，政府開始積極干預。兩年多前，筆者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時，曾在網(wǎng)絡上檢索到被扶者與扶人者就肇事行為有爭議的案件25例，其中13例可以查明真相，比例為52%。至最近共搜集到的102起案件中，除了查明的48例見義勇為和29例冒充好人案件外，還包括雙方共同責任的3例，可查明真相的案件共80例，比例約為80%。從這102起案例來看，意味著一個人恩將仇報或冒充好人，有80%的可能被識破。這是非常高的比例了。在這個前提下，設定更為嚴厲的法律責任并嚴格執(zhí)行，同時把這些事實和信息及時充分傳遞到社會中，就可以達到很好的預防效果，使該問題得到有效控制。

　　第二，在糾紛解決的過程中，如果雙方就是否撞人的基本事實爭執(zhí)不下，案件的處理結(jié)果就必然會影響社會，那么這個案件就不再是普通的民事案件。司法機關應該對案件做出是與非的表態(tài)，如果表態(tài)實在缺乏事實信息，那可用舉證規(guī)則予以回避。在這種對事實有根本性爭執(zhí)的案件中，法院要謹慎采用調(diào)解方式結(jié)案。以“彭宇案”為例，其一審判決書的表述、判斷和判決并無明顯不能被接受的錯誤，只是媒體尤其是網(wǎng)絡媒體對其進行大量的傾向性、選擇性解讀，導致了社會對判決書和法官的妖魔化認知；在民眾認為當事雙方對基本事實存在根本性爭議的情形下，二審的調(diào)解結(jié)案以及對調(diào)解內(nèi)容的保密自然使民眾得出“好人不能好報”的結(jié)論，也阻礙了“好人好報、恩將德報的正向效應”的形成。

　　信用制度的作用不可估量

　　事實上，“好人好報、恩將德報的正向效應”形成的關鍵并不在于“褒獎善行義舉”，而在于懲治敗德惡行。只有有效地懲治敗德行為，對善行義舉的褒獎才會更有效果。在當下中國，錯誤行為受到譴責是正確行為得到鼓勵的根本性前提。從根本上說，社會對摔倒老人的冷漠，就是敗德惡行不能被遏制情形下的民眾自保。因此錯誤行為受到譴責比正確行為得到鼓勵更為急迫。對敗德惡行的遏制至少需要在兩方面展開：第一，在法律責任體系設計中，充分考慮違法行為的后果。某些看似后果輕微的違法行為，其后續(xù)效應卻會極大地減損社會的道德資源，破壞好人得以存在的社會基礎，這種行為具有極大的負外部性，因此應該設定比目前更為嚴厲的法律責任體系。第二，嚴格實施遏制敗德行為的制度。由于認識上的問題，我們實施這些制度的力度嚴重不足。如在48起被扶助者恩將仇報的案例中，僅有最近的1例，政府對其進行了處罰（四川達州蔣老太摔倒后，稱是旁邊小孩將自己撞倒，并索要賠償。2013年11月，達州警方查明蔣老太系自己摔倒，其行為屬于敲詐勒索，予以治安處罰。——編者注）。在29起肇事者冒充好人的案件中，雖多有處罰，但這種處罰大多不是對冒充好人這一不誠信行為的處罰，而是對肇事行為的處罰。

　　在陌生人社會中，制度對于塑造好人并促使人們誠信友善不可缺。尤其是信用制度，其作用不可估量。信用信息在全社會的普遍運用，事實上就是一種綜合執(zhí)法體系，一種促進人自律的有效機制。例如，深圳市2010年開始實施的外來務工人員積分入戶制度，要求申請人在申請入戶時提供個人信用報告，如有不良信用記錄，予以扣分。這一制度實施后，一些申請人通過多種方式積極改正原來的錯誤行為，申請人或潛在申請人在平時更會誠實守信，以保持良好的信用記錄。如果信用信息能夠如外來務工人員積分入戶制度這樣被較多地使用，其產(chǎn)生的正能量，是政府和社會用了很多辦法想達到而不能達到的。

　　我國信用制度的建設經(jīng)歷了很多年，但這是一個看似全社會都極其重視而事實上重視不夠的領域。在信用制度建設中，存在著三多三少的現(xiàn)象，即政府相關文件多、領導講話多、一些地方征用的信息多；而與此相對的是：信用信息使用少、信用制度對良好行為的促進作用少、信用制度的威懾功能發(fā)揮少。造成這樣的局面，其原因主要在于：信用制度的建設時間長，工作量大，不容易在短期內(nèi)產(chǎn)生效果，而且成績更多是隱性的。因此，信用制度建設應該真正引起重視，盡可能擴大信用信息在社會中的使用范圍，使個人和企業(yè)都能切身感受到信用制度的威懾力，以好的制度造就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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