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瑛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睆�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經濟35年的增長得益于市場化改革，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新起點上，我們有理由期待，政府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廣范圍內向市場放權，市場與政府各就其位，以激發(fā)中國經濟更持久、更有活力和競爭力。

　　一、市場的作用從“基礎”變?yōu)椤皼Q定”

　　回首三十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脈絡，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場化改革逐步加深。從改革開放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從黨的十四大“發(fā)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改革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我們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再從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現(xiàn)在的決定性作用，從“基礎”到“決定”，兩個字的改變，意義重大，也是《決定》中的亮點之一和重大理論創(chuàng)新。

　　在《決定》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幾乎被大家公認為最重要的一句話。這是更強調尊重市場，發(fā)揮市場的作用，是向著進一步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邁進了一大步。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說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但我認為這句話恰恰是特別需要在具體改革實踐當中非常清晰地加以甄別和在操作當中去冷靜看待的。市場決定價格，這只是一種總體趨向，但是具體到某一個局部的價格，到底是主要由市場來決定，還是由其他什么因素決定，我們必須從每一個具體領域分門別類地去分析，比如說對農產品最低收購保護價格，由于農業(yè)的比較收益低，政府為了保證農民的收入，保護農民的利益，這個價格就是由政府來決定，所以我們需要真正區(qū)分哪些可以由市場來決定，哪些仍然不能由市場來決定。

　　中央在《決定》里并沒有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做進一步的解釋，有的學者是這樣解讀的：市場前進，政府后退，政府后退也沒完全退走，只是退在政府應該干的那個邊界上，但是市場前進了。這個進退的關系我認為不是一個太準確的說法，因為這種理解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市場遵循的是市場規(guī)律，而政府遵循的是另一套規(guī)律，只不過這次我們讓市場在舞臺上占據(jù)了絕大部分的位置，政府退到一個角落。我認為，所謂決定性的作用，指的無論是市場行為，還是政府行為，首先都要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規(guī)律，這叫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作用。

　　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

　　發(fā)揮市場的作用，政府向市場放權讓利，市場能做的就讓市場去做，以激發(fā)市場更大的活力，但是對于市場失靈領域，就需要更好地發(fā)揮政府的作用。我們光看到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沒有看到這句話的后半句“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是不行的，是沒有真正抓住這條主線。因為改革的主線不是市場，改革的主線是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既然是關系，就是市場和政府這兩樣都得看。在現(xiàn)代經濟體制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同樣重要，沒有市場或沒有政府，經濟發(fā)展都會孤掌難鳴。就資源配置而言，政府是引導和影響資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資源。在《決定》中，清晰地界定了政府的職能和作用，可以概括為5項職能20個字，即“宏觀調控、市場監(jiān)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huán)境”。所以在強調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我們絕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的作用，也不能理解為政府沒有作用或不發(fā)揮作用。

　　三、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注定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進程，這個絕不是一個短期內可以調節(jié)到位的過程，而且隨著我們的發(fā)展階段不同，這個關系最后落在哪個尺度上，還是一個動態(tài)變化的過程。關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如何有序地使用，關鍵就是“看不見的手”發(fā)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那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干什么？讓資源配置力逐漸從政府手中向市場手中去讓度一些，政府主要就是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fā)展提供良好的市場環(huán)境，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與服務。我們建造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基本職責不是自己干了多少事，而是做應當去做的事，去管市場失靈領域的事，也就是嚴格限制政府權力，而且權力的運營必須嚴格在法律規(guī)范的范圍內進行。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當時根本談不上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那時候著力解決的是政府與企業(yè)的關系，提出給企業(yè)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起點；五年以后到1983年，提出原則上政府不在直接經營關系企業(yè)，其實這還是剛剛起步的階段；到了1988年，就已經有點成效了；1993年，出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這是第一次提出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之下，調控加進來了，然后說資源配置起基礎性的作用；10年后，胡錦濤上任時第一個三中全會的時候，當時提出更大程度地發(fā)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后來十七大，提出的是更制度化發(fā)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又過了10年，到今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在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上，我們做過很多年的努力，幾乎貫穿了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對于《決定》中的改革，我們能否最大限度地落實，在落實當中，怎么去協(xié)調復雜的利益關系，我認為是這輪改革成敗的關鍵。這份《決定》的重點是談改革，但是我們時刻不能脫離了今天中國發(fā)展這個背景的藍圖，因為今天中國的發(fā)展，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我們自始至終在多數(shù)問題上，不得不做次優(yōu)選擇，我們所謂次優(yōu)選擇就是針對最優(yōu)選擇，就是我們知道最優(yōu)選擇是什么，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做，各種約束讓我們只能最終做一個次優(yōu)選擇，比如說對于市場與政府關系的改革，改革需要在經濟運行的合理區(qū)間內展開，要跟經濟發(fā)展水平相適應，既不能落后于本地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也不能超越本地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作者單位：黑龍江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