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關于依法行政若干制度的確立，針對的是那種權即是法、言即是法的基層治理弊端，那么《決定》中關于司法公正的論述，則是試圖從司法獨立性角度建章立制，盡量避免權力擾法、亂法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

　　備受海內外矚目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日前閉幕，但其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卻掀起了更大的討論熱情。其中，關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闡述，關于審判權、司法權獨立公正行使的強調，尤為引人注意。它們厘清了長期困擾中國社會的“法”與“權”關系問題，在一定意義上突破了國家治理能力升級的瓶頸。

　　在現(xiàn)代公共倫理中，市場主體一般奉行“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原則，政府則要遵守“法無授權不可為”的規(guī)矩。但由于種種歷史和現(xiàn)實原因，在中國社會尤其是基層社會里，這二者奉行的原則常常出現(xiàn)倒置的情況。即，政府權力包攬一切，而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yè)則事事要等審批、跑路條、看政府眼色行事。普通人更不容易在公權力面前強調私人權利，數(shù)量一直在低線徘徊的行政訴訟案（民告官）數(shù)量和勝訴率，就從一個側面體現(xiàn)出了這一點。因此，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已經(jīng)成為了市場化改革的現(xiàn)實要求，成為了解決當下社會矛盾的迫切呼喚。

　　人們看到，四中全會的公報中用相當大的篇幅論述了法治政府建設，幾乎每一句，都包含著一項體制機制上的重大創(chuàng)新。比如，《決定》要求各級政府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并非常細致地規(guī)定了“依法決策機制”的主要內涵和法定程序：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這相當于將公權力運行完全納入了法治框架，真正將法律授權當做了政府行為的前提。

　　如果說，關于依法行政若干制度的確立，針對的是那種權即是法、言即是法的基層治理弊端，那么《決定》中關于司法公正的論述，則試圖從司法的獨立性角度建章立制，盡量避免權力擾法、亂法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qū)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是要杜絕地方權力對同級地方司法機關的干預、施壓和影響：“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則是針對領導干部個體的約束，防止主政者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的行為。畢竟，要重置法與權的關系，必須先要確立“法”的獨立性與權威性。

　　中國的法治探索之路已經(jīng)走了六十多年，距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方略，也有了十七年的時間。但毋庸諱言，權與法的關系在很多地方仍然含混不清，反向表明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要性、及時性，表明了擺正法與權的重大意義。找到了這個法治的“題眼”，全面守法、循法而行的法治社會，才是可期的。（作者系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