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順教授在《中華文化簡明讀本》出版研討會上發(fā)言。（資料圖片）

2018年6月，李德順教授和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桑德爾教授互贈各自著作。（資料圖片）

　　李德順，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人文學院名譽院長，法治文化專業(yè)博士生導師。曾應邀赴國外多所大學及研究所等講學，并被國內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聘為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哲學原理、當代文化、法治文化。個人著作有《與改革同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哲學理路之思》《精神家園：新文化論綱》《我們時代的人文精神——當代中國價值哲學的建構及其意義》等。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那么，我們堅持文化自信的依據在哪里？新時代保持文化自信，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舉凡為民族生存發(fā)展所必需的事務，中國人都能保持“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不變精神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為什么說文化自信最根本？

　　李德順：這要從什么是“文化”談起。從哲學上看，說到底，文化就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按人的方式改變、改造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帶上人文的性質；“化人”是反過來，再用這些改造世界的成果來培養(yǎng)人、裝備人、提高人，使人的發(fā)展更全面、更自由。所以說，“化人”是“人化”的一個更高層次的環(huán)節(jié)、境界和成果。

　　就是說，文化本質上不簡單指人改造世界的過程和結果，而是指人改造世界的方式及內在邏輯。文化的這一本質特征，學術上把它概括為“人的生存發(fā)展方式”或“人的生活樣式”。這種“生存發(fā)展方式”或“生活樣式”內在于人的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層面，引導和決定著不同民族和國家的風格與面貌。

　　中華民族經歷了幾千年的積累，形成了自己的生存發(fā)展方式和生活樣式，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化底蘊。這種文化底蘊，使大部分社會成員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guī)范，凝結成一個有著共同理想與目標的共同體。這是造就我們形成今天的制度和理論的內在條件，也是促使我們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根據。因為我們選擇什么樣的道路和制度，是由我們的理想和目標決定的。因此，我們對自己的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自信，其基礎正是對我們自身文化的自信。由此，我們說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記者：您曾講過，自信是一種精神心理狀態(tài)，必須有一定的現實基礎和條件支撐才能充實而堅定。在您看來，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所以應該自信，或者說能夠自信，依據是什么？

　　李德順：中華民族之所以應該和能夠自信，主要理由有兩點：一是對中華民族主體的歷史和現實的清醒自我認同，二是站在中華民族主體的立場上，敢于擔當，做好應對任何挑戰(zhàn)的心理準備。

　　清醒的自我認同，絕不是孤芳自賞、妄自尊大，而是在全球化的視野下，自覺保持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意識。每一種文化都有它特有的品格。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積累的輝煌成果與經驗，以及中華文明核心精神的代代傳承，是我們堅持文化自信的基礎。在中華民族的發(fā)展歷程中，不光有許多值得驕傲的成就和輝煌，也有諸多曲折和磨難。但中華民族最終總能浴火重生、發(fā)展壯大、再度崛起。這是因為，舉凡為民族生存發(fā)展所必需的事務，我們中國人都能保持“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不變精神，做出與時俱進的改變，使自己走上新的發(fā)展道路。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再度彰顯了這一文化基因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

　　再擴大來說，我們的文化自信，來自民族主體對于自己生存發(fā)展的權利和責任有足夠的自覺，對于人類的命運和光明前途有堅定的信念，對自己擔當使命的決心和能力有充分的準備。這些信念要素，構成了我們文化自信的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