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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天下篇》說,天下大亂的時候,產(chǎn)生了許多學說,“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比寮摇兑讉鳌は缔o上》云:“圣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敝鲝埶枷胛幕娜跁炌āN鳚h史學家司馬遷認為,“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諸子百家立論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說,諸子百家學說“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見,會通精神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
中國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會通的歷史。這從《呂氏春秋》一書可以看出端倪。該書亦稱《呂覽》,為戰(zhàn)國末期秦相呂不韋集合門客編成,以儒家和道家學說為主,兼論名、法、墨、農(nóng)、陰陽各家。此書肯定儒家的政治倫理,主張實行仁政,也贊成道家的君無為而臣有為的觀點,體現(xiàn)了儒、道的會通。漢高祖劉邦之孫劉安被封為淮南王,與門客編撰《淮南子》一書。其中,既有道家的“無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為己任、勞作不息的論述。
從戰(zhàn)國末期到秦漢及魏晉時期,其間貫穿著儒家與道家學說的會通,由此產(chǎn)生了魏晉玄學。魏晉玄學以《周易》《道德經(jīng)》《莊子》為基礎,稱為“三玄”。它既講自然變化,也談社會人事變遷;既鄙視世俗,表現(xiàn)出超然物外的態(tài)度,又主張保持“名教”(身份等級的象征)傳統(tǒng)和對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視,用以論證“名教”與自然的一致性,體現(xiàn)了儒家與道家學說的會通。
中國思想文化的再一次會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這里的“教”指教化),至兩宋,由南宋理學完成。唐代,中國佛學吸取了儒學和道家老子學說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為堯舜”來解釋佛性,并出現(xiàn)了專講孝道的佛經(jīng),如《父母恩重經(jīng)》。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為內(nèi)涵、以家族組織為形式編寫了禪律《百丈清規(guī)》,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這樣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礎。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學,同時研究佛學,居廟堂之上講修齊治平、道德教化,處江湖之遠則“棲心釋梵,浪跡老莊”。時至兩宋時期,儒學吸取了佛學宗教哲學的某些論證方法,使自身的哲學思辨特別是在本體論上有了新的理論創(chuàng)造。
“會通”,用南宋理學家朱熹的話說,就是為儒學尋找“活水源頭”,否則儒學就會枯竭凋零。他在詩里寫道:“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他和其他理學家將“三教”會通在以儒學為主的思想體系中,稱為“新儒學”。與朱熹理學有別,南宋產(chǎn)生了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思想,認為“心即理”,只要“發(fā)明本心”,即可“窮理盡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繼承陸九淵心學傳統(tǒng),論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反映了人們要求獨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說,思想學術為天下之“公器”“公識”,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確定其價值。在他看來,思想學術上的會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學術上的門戶之見,綜合各家之長,開辟出一條新路。
(作者為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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