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農(nóng)家小院、一片竹林、一輛單車、一根跳繩、一群雞鴨……這是艾滋女孩莎莎的全部世界。2006年，母親去世。2014年7月，莎莎被確診為艾滋病。2015年4月，父親因患艾滋病去世后，莎莎得病的消息不脛而走。接下來，她兩次被其他同學家長“趕”出校園。最終，她只能待在家里，等待湖南寧鄉(xiāng)縣赤塅小學尹校長每周一次送課上門。原本就沒怎么出過村子的莎莎，生活變得更加逼仄。（5月22日《新京報》）

　　艾滋病的傳播方式主要為性接觸、血液傳播、母嬰傳播三種，在日常人際接觸中并不會發(fā)生傳染。國務院《艾滋病防治條例》第39條本有明確規(guī)定：“未經(jīng)本人或者其監(jiān)護人同意，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公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的姓名、住址、工作單位、肖像、病史資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斷出其具體身份的信息。”可是，在鄉(xiāng)土熟人社會的寧鄉(xiāng)縣高山村，在父母接連去世之后，莎莎也罹患艾滋病的消息根本就藏不住。而隨之而來的，就是她兩度被其他同學家長“趕出”校園，面臨入學難乃至社會歧視、隔離的困境。而顯然，她依法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權，并不應因這般“多數(shù)人的暴力”而被剝奪。

　　目前，莎莎雖然由尹校長每周一次送課上門，單獨學習，但這終究是杯水車薪，滿足不了她的正常學習需求，更遠遠解決不了她所面臨的社會歧視、隔離問題。而此前，寧鄉(xiāng)縣教育局、疾控中心等部門會商出的另一解決方案是：送莎莎去山西臨汾市的紅絲帶學校，但因離家太遠，為莎莎及其爺爺所拒絕。紅絲帶學校的存在，本就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xié)產(chǎn)物，去紅絲帶學校上學，也注定了是種次優(yōu)方案。因為，這雖然可以解決艾滋兒童的讀書問題，也緩解了艾滋兒童和其他同學家長的沖突問題，但也不啻于把艾滋兒童的隱私暴露于眾目睽睽之下，也并無助于社會歧視、隔離問題的消除。

　　而鑒于艾滋病在日常人際接觸中并不會帶來傳染問題，艾滋兒童依法享有的隱私權和受教育權，本是可二者得兼的關系，而不是非此即彼只能二選一，為實現(xiàn)受教育權，艾滋兒童就必須把隱私權讓渡出去。

　　按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吳尊友的介紹，目前在我國，像莎莎這樣的14歲以下艾滋病感染兒童大約有8000人；在公開報道中，他們中的部分人也曾遭遇“上學難”的問題。那么，沒被曝光出來的，還不知道有多少。這已不單純是個教育問題，而已儼然是一個社會問題。更為合適的方案是：這些艾滋兒童，隱私未被曝光的，就近入學，任何人不得泄露其隱私；而因各種原因已經(jīng)曝光的，則由教育等相關部門通過“頂層設計”，統(tǒng)籌協(xié)調，安排轉入縣域、市域乃至省域之內的異地學校保密入學；而由此產(chǎn)生的成本問題，則由公共財政來埋單。

　　此外，醫(yī)衛(wèi)、教育等相關部門，也需加大消除艾滋歧視的科普宣傳工作力度。而隨著時光流轉，等社會對艾滋病的認識、觀念改觀了，艾滋兒童的讀書問題，再一律回到就近入學的常態(tài)。只有這樣，像莎莎這樣的艾滋兒童才能在隱私權有所保障的前提下，順利融入校園和社會，正常接受教育和成長，不再受到社會歧視和隔離問題的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