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討薪圍堵開發(fā)商罰款10萬元，發(fā)短信“誹謗”項目經理貪污罰款5萬元……名目繁多的各類罰款加起來總計87.4萬元。近日，這份“最牛勞務結算單”在網上曝出后引發(fā)網友廣泛熱議。收到“罰單”的勞務公司負責人表示，他們討薪一年多了，不僅討薪未果，還收到了這份罰單。開具此份罰單的建筑方項目經理黃先生則稱，罰款是按雙方簽訂的合同條款執(zhí)行的。（1月25日《北京青年報》）

　　早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就將“惡意欠薪”入刑；2013年，最高法院又明確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量刑標準。前不久，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于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也明確施工總包企業(yè)對工資支付負總責等制度。

　　可見，相關法律、政策對此規(guī)定十分明確，并不存在任何游移推諉的空間。企業(yè)自行制定約束條件，以所謂“文明施工”為由禁止農民工討薪，是對農民工權益的粗暴侵犯。何況，像信訪、投訴這些手段，對于全體民眾都屬于合法手段，豈能粗暴禁止？若聽任這樣的無良合同條款大行其道，農民工不僅難以拿到工錢，甚至連表達正常訴求的通道都會被堵塞。

　　客觀而言，時下個別農民工在討薪過程中確實有過激之處，比如跳樓、堵路、拜神等等。但也應該看到，這些“花樣”并非有意影響社會秩序，而是被逼出來的“行為藝術”。如果農民工能夠像其他勞動者那樣，及時、足額拿到工資，如果農民工通過正常的維權渠道可以順利拿回被拖欠的工資，這樣的過激行為本可以不發(fā)生。

　　農民工工資不是，也不應該被作為一種要約條件。一個連勞動者工資都無法保障的社會，顯然是有問題的；而當“避免討薪”居然成為合同條款，完全剝奪了民眾自我救濟的權利，則是荒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