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決定看法，方法決定做法，方法決定成敗。改革的任務越是繁重，頭緒越是繁多，越是需要堅持科學的改革方法論。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已經步入攻堅期、深水區(qū)，面對的都是“硬骨頭”，只有把方法搞對頭，改革才能搞對頭。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社會上對于如何推進改革也還存在不少的方法論誤區(qū)。

　　誤區(qū)一：“頂層設計”是中央的事，“摸著石頭過河”是基層的事

　　“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統(tǒng)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學方法論。這里，“頂層設計”并非對應中央，“摸著石頭過河”也并非限于基層�！绊攲印迸c“基層”，“中央”與“地方”，“上”與“下”，方向不同，方位不同，扮演的角色和發(fā)揮的作用自然也不一樣，但都必須堅持“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統(tǒng)一的改革方法論。

　　有人講“頂層設計”是中央的事，基層不存在“頂層設計”：“摸著石頭過河”是基層的事，中央無須“摸著石頭過河”。筆者以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中央和地方，頂層和基層，都存在“頂層設計”的問題，也都存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問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思路、總體安排當然需要中央拿主意，進行“頂層設計”，但是改革已經步入攻堅期和深水區(qū)，面臨的矛盾錯綜復雜，許多問題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中央在一些方面也仍然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地方和基層為改革落地的關鍵一環(huán)，“摸著石頭過河”是基本的改革方法論，但是，地方也有地方的全局性問題，也需要進行總體性設計。

　　可見，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都需要處理好“項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更加注重改革的“頂層設計”，為改革提供指導、保駕護航；更加注重改革的“摸索創(chuàng)新”，為改革積累經驗、打開局面；更加注重“頂層設計”同“基層創(chuàng)新”的緊密配合，既要善于從高處的運籌帷幄中謀劃改革的方針政策，也要善于從基層的實踐創(chuàng)造中完善改革的政策主張。

　　誤區(qū)二：深水區(qū)已摸不著石頭，“摸著石頭過河”已經過時了

　　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然而，有人說，改革剛剛起步時，人們對市場經濟、對改革的認識還很有限，“摸著石頭過河”還行得通。今天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qū)、攻堅期，“水流”越來越急，“漩渦”越來越多，危險越來越大，如果還是“摸著石頭前行”就有可能被激流拍到沙灘上。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是強化“頂層設計”和“理論先行”，“摸著石頭過河”已經過時了。其實，這種論調是膚淺的。

　　全面深化改革，既需要強化“頂層設計”，也仍然需要“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絕不意味著瞎摸索，也不意味著排斥理論的先導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摸規(guī)律，從實踐中獲得真知”。任何時候，改革的未知領域都會存在，都需要摸索著前進。改革風險越大，不可控因素越多，“摸著石頭過河”越是不能掉以輕心�！绊攲釉O計”同“摸著石頭過河”并非不能相容，強調“頂層設計”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削弱乃至否定“摸著石頭過河”；強調“摸著石頭過河”沒有過時，也不意味著不需要“頂層設計”。習近平總書記曾深刻論及二者的辯證關系，他說：“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tǒng)一的，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绊攲釉O計”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取得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否則就是閉門造車：“摸著石頭過河”是在“頂層設計”的指引下進行的，否則就會碎片化。“要加強宏觀思考和頂層設計，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tǒng)性、整體性、協(xié)同性，同時也要繼續(xù)鼓勵大膽試驗、大膽突破，不斷把改革開放引向深入”。

　　誤區(qū)三：過去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今天改革的龍頭應是政治體制

　　全面深化改革，著眼于“全面”，功夫在“重點”�！爸攸c”抓得準不準，關乎改革的成敗。古人講“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改革如果沒有面上的推進，難免顧此失彼；如果沒有點上的突破，難免雜亂無章。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抓住關鍵性的局部，也要兼顧事物的整體，堅持“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從“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重點領域入手，從“落一子而活全局”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著力，以點帶面，激活全盤改革，這就是點面結合的改革辯證法。

　　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找準“面”，關鍵是抓住“點”。當前，改革的“面”就是“5+2”的改革布局，“5”涵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社會管理體制、生態(tài)文明體制等方方面面，“2”涉及黨的建設體制、國防和軍隊管理體制等。全面深化改革的“點”又是什么呢？有人認為，過去30多年改革的重點一直是經濟領域，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滯后，因此，當務之急是迎頭趕上，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其實，這種說法似是而非，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今天，改革的龍頭仍然沒有變，“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這不是回避矛盾，不是拖延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而是因為經濟建設仍然是我們的中心工作，發(fā)展生產力仍然是我們的根本任務。生產力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是社會發(fā)展的最終動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才會或快或慢地發(fā)生變革。因此，任何時候，改革都必須從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經濟體制這個切入口著手謀劃，試圖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帶動經濟體制改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蘇聯的改革結局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牢牢扭轉“經濟體制”這個重點，“發(fā)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推動經濟社會持續(xù)健康發(fā)展”。

　　誤區(qū)四：改革意味著“變”，所謂要有“戰(zhàn)略定力”就是反改革

　　“改”意味著“變”，但變中也有不變的地方。一些人看到某些東西沒有變，或變得不夠大、不夠快，就質疑改革，這也是不符合辯證法的。

　　“變”與“穩(wěn)”既對立又統(tǒng)一，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一成不變的改革不成其為改革，瞬息萬變的改革在現實中也行不通�！白儭笔腔盍Γ胺�(wěn)”是定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穩(wěn)’也好，‘改’也好，是辯證統(tǒng)一、互為條件的。一靜一動，靜要有定力，動要有秩序，關鍵是要把握好這兩者之間的度。”回首過去，中國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有所變，有所不變，能變的大膽地變，不能變的不瞎變。今天，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情勢更加復雜，更需要我們把握好變與穩(wěn)的辯證法，不能不變，也不能亂變。

　　全面深化改革既有“變”的一面，也有“穩(wěn)”的一面。具體來說，改革不是改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fā)展，怎么改、改什么，有我們的政治原則和底線，要有政治定力”；改革不是改向，要“保持戰(zhàn)略定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改革要循序漸進，“堅持改革的力度、發(fā)展的速度與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相統(tǒng)一”；改革要有定力，“我國國家治理體系需要改進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們要有主張、有定力”；改革不能亂套，“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改革不能瞎改，“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改革的膽子要大、步子要穩(wěn)，“提出改革舉措當然要慎重，要反復研究、反復論證，但也不能因此就謹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試”，等等，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斷都體現了“變”與“穩(wěn)”相結合的哲學智慧。

　　誤區(qū)五：改革強調“放”，所謂“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就背離了改革的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這里要講兩句話：一句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另一句話是“更好地發(fā)揮政府的作用”。但現在有些人只講前面一句話，不講后面一句話，這是片面的。

　　“管”與“放”的問題，說到底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政府與市場，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jié)，是駕馭現代經濟運行的“兩只手”。這“兩只手”，沒有哪只手是多余的，是無關緊要的。宏觀調控這一手意味著“管”，但不等于管的越多越好；市場調節(jié)這一手意味著“放”，但不等于不管。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管不了交給政府；政府不是全能的，政府管不好的交給市場。這就是“管”與“放”的辯證法。

　　全面深化改革要拿捏好“管”與“放”的力度，堅持有管有放，管要管到位，放要放到位；堅持有進有退，缺位的要補上，越位的要退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該管的要放開，該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jiān)管不到位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各級政府“該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該放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堅決克服政府職能錯位、越位、缺位現象”；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成為善于駕馭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行家里手”。我們既要用好“市場”這只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把市場能管的、該管的交給市場，讓“看不見的手”在微觀經濟活動中展示力量、發(fā)揮作用；也要用好“政府”這只手，“更好地發(fā)揮政府作用”，把市場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管起來，讓“看得見的手”在宏觀經濟管理層面展示力量、發(fā)揮作用。（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論思想研究”首席專家、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