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的當天晚上，記者采訪了德國波恩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終身客座教授、波恩大學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學武教授。他是迄今為止唯一在德國社會科學領域獲得德國最高級別教授的華裔社會科學家。

　　記者：35年前的三中全會，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確立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此次的三中全會決定在多個領域進行深入改革。那么，您如何評價本屆三中全會？

　　辜教授：本屆三中全會給中國未來規(guī)劃的藍圖似乎更大一些，它標志著中國局部改革時代的結束，全面改革的開始；在改革的路徑和方法上，本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又引入了頂層設計的改革模式；如果改革成功，中國的財富分配會更加公平，市場經濟會更加成熟，國家會更加文明。

　　記者：現在中國這個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站在深化改革、向可持續(xù)性發(fā)展轉型的關口，您認為應該如何確定和實施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改革？

　　辜教授：一個更為獨立的司法體系，一個更為自由的市場經濟，一個更為陽光的施政體系，應該是未來改革的主攻方向。為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加快建立與地方政府脫鉤的垂直司法體系；加快打破企業(yè)的壟斷，以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能源、通訊和運輸領域，倒逼壟斷企業(yè)加強競爭；加快地方自治的實施，使事關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決策過程盡快“陽光化”。

　　記者：本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收入分配及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打破企業(yè)壟斷、推進城鎮(zhèn)化、財稅改革和金融改革。您怎樣評價這些措施？

　　辜教授：目前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是阻礙中國進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的主要原因，它對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拖累不亞于印度種姓制度對印度現代化的掣肘。所以，破除二元結構是下一步改革的重中之重。而二元結構能否破除，土地制度改革是關鍵，其他改革都是輔助性或功能性的。只有把土地及其資本化的可能性還給農民，才能鏟除二元結構的體制根源。

　　記者：中國未來的發(fā)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城鎮(zhèn)化建設最終能否成功。而能夠保證完成這一使命的制度基礎，無疑是土地制度的成功設計，對土地現行制度的不可持續(xù)性問題已經提上中國的改革議程，您認為這項改革的難度在哪里？

　　辜教授：土地制度改革的難度主要有兩個：一是傳統(tǒng)的一些觀念不習慣接受農民對土地的支配權，這個觀念不打破，土地永遠會被排斥在現代資本市場之外；二是土地是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地方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失去對土地的支配權，除非出現替代性的財政收入，地方政府是不會甘心放棄土地支配權的，因此財稅體制的改革要以為地方政府開源節(jié)流為目的，使地方政府通過稅收杠桿，而不是通過賣地來增加財政收入，否則土地制度改革沒有動力。

　　記者：中國媒體稱，此次三中全會是挺進深水區(qū)和攻堅期的中國改革。您期待哪方面有實質性突破？

　　辜教授：所謂深水區(qū)其實水并不深，只不過是水流更急了。水流更急的原因是局部改革結束，全面改革開始。30多年的高速發(fā)展，徹底分化了中國的社會，造成各個領域盤根錯節(jié)，每一個改革都會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但中國現在的主要問題還是權力太集中的問題，如果把權力關進老百姓的籠子里了，改革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突破。

　　記者：您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看點是什么？

　　辜教授：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要看點是中共新領導層成功地整合了中國的各種改革思路，找到了一條各種利益集團和思潮都能接受的改革路徑。“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看似折中，實際上是在試圖創(chuàng)新，即在不改變現行政治體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種改革能量，統(tǒng)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建設等領域的改革，由經濟基礎向上層建筑提升，實現一個涵蓋當今中國幾乎所有發(fā)展層面的“五位一體”改革升級。（本報柏林11月14日電 本報駐柏林記者 柴 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