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薪水的確定當與其辦案數(shù)質量和責任份額相適配，在公眾接受的范圍內根據(jù)司法公信力的提高而適時增長，而無需非要在與普通公務員對比的基礎上確定。

　　上海司法改革試點再出實招，日前召開的上海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全市試點法院、檢察院進入員額內的法官、檢察官收入，暫按高于普通公務員43%的比例安排，同時將試行基層女法官、女檢察官延遲5年至60周歲領取養(yǎng)老金。

　　在本輪司法體制改革中，員額制及其基礎上的薪金制，是社會最為關注的焦點。從33%的員額比例到43%的薪水標準，上海的司改試點再一次震動輿論。法官究竟該拿多少薪水，無論是之前人們對中央改革方案中薪金單列的關注，還是近來媒體所渲染的所謂法官檢察官“辭職潮”，都凸顯出這一話題的極度敏感性。

　　改革的核心就是利益調整。法官薪水的確定不僅關系法官隊伍的安穩(wěn)，影響今后司法對于優(yōu)秀人才的吸引力，同時也關系到社會對法官的職業(yè)認同。上海擬定高于普通公務員43%的標準，想必是經過認真調研和核算才得出的。但網(wǎng)絡上反應強烈，從公務員群體到普通大眾提出不少質疑。從制度設計而言，薪水問題確定不好，很可能造成社會對司法改革共識分裂的危險。

　　一方面，當薪水標準與法官的期待值差距過大，在法官員額減少、辦案數(shù)量激增、司法責任加大的背景下，法官的職業(yè)吸引力很可能嚴重下降，加劇優(yōu)秀法官人才流失的趨勢；另一方面，當薪水過高尤其是形成與普通公務員鮮明反差，可能引起現(xiàn)有公務員群體以及社會民眾的反對�？梢姡绾未_立一個適當?shù)男浇饦藴�，謹防社會不同群體對司法改革的共識出現(xiàn)裂痕，將至關重要。

　　首先要明確，法官工資高于普通公務員，這是現(xiàn)代法治國家的通例。例如2014年，美國上訴法院和地區(qū)法院法官的年薪為21.12萬和19.91萬美元，高于國會議員的17.4萬美元；英國最低等級法官年薪為9萬-11.05萬英鎊，高于議會議員的7.4萬英鎊；日本1級法官月薪119.8萬日元，遠高于同級別公務員的57.01萬日元；印度高等法院一般法官月薪8萬盧比，高于最高級別公務員的7.7萬盧比；我國臺灣和香港地區(qū)的法官工資更是高于普通公務員很多。

　　當然，在參照國外的同時，也必須顧及中國的國情以及法官所提供的司法正義質量。目前正處于司法體制更新的節(jié)點，人們對司法尚不完全信任，法官薪水的確定當與其辦案數(shù)質量和責任份額相適配，在公眾接受的范圍內根據(jù)司法公信力的提高而適時增長，而無需非要在與普通公務員對比的基礎上確定。不過無論確定什么樣的標準，決策者都應當遵循程序正義，將薪金標準背后的依據(jù)和考量事由充分公開。例如，公開法官的辦案數(shù)量、工作時間、終身責任風險等，在翔實的數(shù)據(jù)基礎上，讓全社會看到法官拿的薪水名副其實。這樣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同，增進人們對司法改革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