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特殊的時代。

　　新媒體風起云涌，可以讓一個新聞瞬間傳遍世界；傳統(tǒng)媒體仍堅守初衷，用客觀公正詮釋什么叫守望社會。

　　在傳統(tǒng)媒體和新媒體的“陣地戰(zhàn)”中，有人受益，有人受害。譬如筆者所在的報社，每天都有稿件在被網絡無償使用，侵權每天都在發(fā)生，而我的同事大抵見怪不怪，至多嘟噥一句“轉載怎么不付稿酬呢？”

　　同事的心態(tài)代表了多數傳統(tǒng)媒體從業(yè)人員的心態(tài)。

　　11月6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正式揭牌，這是我國首個建成并揭牌的知識產權法院。上海、廣州兩地的知識產權法院也將于年內成立。幾乎與此同時，新華社在微博、客戶端發(fā)表反侵權聲明：個別媒體轉載“新華社發(fā)布”或新華社記者作品，未征得同意，不標注來源，不署作者名，嚴重侵犯著作權，請有關媒體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依法規(guī)范轉載。下一步，我們將截屏、點名。

　　在面對網絡侵權時，國家通訊社為何還顯得羞答答，只一句輕飄飄“截屏點名”而已？難道在網絡復制、粘貼、抄襲滿天飛的情況下，我們真的無能為力了嗎？

　　說到剽竊行為，魯迅先生曾通過孔乙己刻畫得淋漓盡致：“竊書不算偷”。既然竊書都不算偷，那到了網絡時代，順手復制一下文字，頂多算是“引用”、“借鑒”。至于說“剽竊”，豈敢豈敢！

　　傳統(tǒng)總是會被“繼承”的。

　　數年前，法院認定青年作家郭敬明《夢里花落知多少》一書抄襲莊羽作品《圈里圈外》，要求郭敬明賠償損失并道歉。郭擺出的架勢是：賠償可以，道歉免談。之后，其本人依然發(fā)展得順風順水：開公司、當評委、拍電影，儼然以“大眾文化偶像”自居。與此形成對比的是，2003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杰森·布萊爾被爆出抄襲丑聞，其隨后出版的自傳幾乎無人問津。

　　那么，面對侵權拿起法律武器，版權人的利益就能真正得到保護嗎？2012年，韓寒訴百度文庫侵權案一審宣判，法院判決百度文庫賠償韓寒經濟損失約8萬元。區(qū)區(qū)8萬元，對于財大氣粗的百度來說，恐怕是眼皮都懶得抬一下。

　　但更值得玩味的是韓寒本人在這場官司中的曖昧態(tài)度。他并不希望侵權的百度文庫倒下，相反，他希望百度文庫更加壯大，創(chuàng)造出合理互利模式，造福更多作家和使用者。即便是叛逆如韓寒，打著筆墨官司時還想著如何媾和，更遑論其他被抄襲、被侵犯、被損害的版權人了。

　　從互聯(lián)網誕生那一日起，就高舉“自由、免費、共享”的大旗，不少網友正是在這種“得來全不費工夫”中漸漸迷失了是非觀念。比如，11月底，人人影視和射手網關閉。版權重壓下，涉嫌侵權者的倒閉原本值得額手以慶，而不少美劇迷卻表示“眼睛哭瞎”。

　　從盜版碟到網上熱門影視劇，我們的版權保護走過很長一段的“空窗期”，某些網友零成本付出的心理，為劣幣驅逐良幣提供了生存土壤。侵權方橫行無忌，被侵權方維權乏力，如此這般，難免讓人“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

　　11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與首屆世界互聯(lián)網大會中外代表座談時強調，堅持依法管理互聯(lián)網，嚴厲打擊網絡侵權。而北上廣等地知識產權法院的成立，將讓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更加專業(yè)化�？梢韵胍�，更完善的訴訟程序、更嚴格的標準、更專業(yè)的審判，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依法打擊知識產權侵權，也絕非朝夕之功。但法律的意義，在于讓無力者有力，讓有力者前行。

　　“轉載為什么就不付稿酬”，不該是一聲嘆息�，F(xiàn)成可資借鑒的例子是中國音樂著作權協(xié)會可代表音樂著作權人集體維權�？ɡ璒K廳、賓館飯店、火車車廂、廣播電臺等使用著作權人音樂作品，須向音著協(xié)付費，再由音著協(xié)向著作權人分配報酬。轉變正在我們身邊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