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往往被人們稱為“孔孟之道”，但孔、孟地位，卻有差別�？鬃訛椤爸潦ァ�，孟子則為“亞圣”，稍低一等。一方面，孟子乃是子思（孔子的孫子）之再傳弟子，輩分較低，且本人也只能代表儒學的一個流派，不及孔子有“集大成”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是孟子的人格與學說爭議較多——部分原因是孟子本人的思辨有相對空疏之處，部分則因為其中不少議論過于鋒芒畢露，不符合主流價值觀鞏固君主權威的需要。這里面一個相當重要的命題是“民貴君輕”，其言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

　　《孟子》中類似的內容很多，如：“君有大過則諫, 反復之而不聽, 則易位�！保ā度f章下》）“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等等，皆指出統(tǒng)治者如失去民心，則更易政權理所當然。

　　與孟子大致同時代的莊子，雖然亦揭露政治的黑暗，但因“蔽于天而不知人”，未裨世教。孟子則通過“民貴君輕”系列論述，力圖對統(tǒng)治者有所制約乃至震懾。

　　一般認為儒家思想重在維護社會秩序，而孟子的這類命題無疑具有一定的沖擊力，因此在后世引起過若干爭論和演變。這些爭議對于我們理解孟子的相關思想及其歷史價值，無疑是有幫助的。

　　一

　　第一次有名的爭論發(fā)生在漢景帝時期，爭論的雙方是治《詩經》的大儒轅固與治黃老道家之學的黃生，爭論的論題是湯武革命的正當性。

　　轅固支持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的說法，認為商湯代夏桀、周武誅商紂，原因在于桀、紂的暴政失去民心，因此湯武革命是順應天命人心而行，具有政權更替的合法性。而站在反面立場的黃生則提出，社會秩序首先呼喚的是上下君臣尊卑有序的等級關系，這種等級關系是一種具有先驗合法性的固態(tài)，不容顛覆，而湯、武雖具有圣賢之德，但其德行應該以輔佐君主的方式來表現，而不應該選擇以下犯上的取而代之，其觀念則與黃老之學重因循無為的思想相應。對此，轅固反駁說，如按照黃生的邏輯，以下犯上是沒有政治合法性的“弒”，那么漢代秦而興的這一事實本身也與湯武革命類似，國位來之不當。

　　辯論至此，處于主持地位的漢景帝插言終結了這個話題。漢景帝說，馬肝是有毒之物，因此沒有吃過馬肝，不代表不知道肉味；同樣的道理，學者不討論湯武革命的問題也沒有關系。景帝以這樣含糊的方式結束了討論，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本身是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正如轅固所說，黃生的觀點否定了漢高祖代秦建國的合法性；而反過來看，轅固的觀點也否認了漢帝國“一統(tǒng)萬年”的可能，即當漢帝無道，失去民心的時候，就可以被臣下所顛覆代替，這對于古代的帝王同樣也是難以明言接受的。從漢景帝的個人利益角度與當時的社會背景來說，這個問題無法給出答案。在整個古代社會，這也是相當敏感的話題。

　　盡管從表面上來看，這場辯論并沒有分出勝負，但是儒家的地位逐漸上升，并在武帝時取得獨尊的地位。從長時段來看，孟子的觀點深入人心，并成為中國傳統(tǒng)的共識。

　　 二

　　唐代韓愈提出了“道統(tǒng)”說，認為孔子將圣道傳遞給孟子，至孟子死后近千年則失傳。這一說法高度推崇孟子的歷史地位。在宋代理學家的提倡下，《孟子》成為“四書”之一，成為宋代以來新儒學尊崇的核心經典。士人提倡“道統(tǒng)”，有與帝王“治統(tǒng)”抗衡的意味，因此歷代帝王雖然表面上尊崇儒學，但內心中往往卻有所抵觸。表現最為顯著的，則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孟子》一書的嚴厲打擊，這也成為儒學思想和士人精神的一次頓挫。

　　一般認為，元朝統(tǒng)治時期蒙古貴族享有特權，存在明顯的民族壓迫現象，晚期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故朱元璋建立明朝代表了道義的勝利。不過，朱元璋本人系雄猜之主，用嚴刑峻法控制臣下，通過廢相、設錦衣衛(wèi)等手段加強君主獨裁，實質上導致傳統(tǒng)政治的倒退。除為政苛刻外，朱元璋還企圖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控制對自己不利的思想，主要表現是打壓孟子學說。

　　朱元璋讀《孟子》，不滿于其中對君主不恭敬，曾有“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之言，一度罷黜孟子配享的資格，并且昭告臣下，有敢進諫者即定以大不敬之罪。大臣錢唐冒死進諫，據說以“輿櫬自隨，袒胸受箭”的激烈方式打動朱元璋，維護了孟子的地位。

　　到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命劉三吾刪節(jié)《孟子》中不利于帝王統(tǒng)治的內容，成《孟子節(jié)文》二卷。據統(tǒng)計，《孟子》全文260章，總字數35512字，被《孟子節(jié)文》刪掉的字數達85章，16659字，占總字數的46.91% 。前文提及涉及“民貴君輕”的章節(jié)被全部刪除，正可看出朱元璋對《孟子》的敵視態(tài)度。除太平天國運動期間一度設立刪書局，意欲根據拜上帝教教義刪改四書五經之外，歷史上再無類似《孟子節(jié)文》的官方行為。

　　朱元璋大興株連詔獄，又特別刪改具有思想鋒芒的《孟子》，顯然是為其本人獨裁舉措提供方便的配套行為。朱元璋的政治遺產對后世產生頗多負面影響，明清兩代的政治敗壞，一定程度上應歸咎于朱元璋立國之失當。不過，僅就《孟子節(jié)文》來說，此書流傳不廣，永樂九年即被廢除，在歷史上影響有限，而隨著明社之顛覆，《孟子》一書也隨即得到了新的發(fā)揮。

　　三

　　改朝換代總有被貶為“造反”的危險，為說明自己“革命”的正當性，孟子思想其實是相當合適的資源，朱元璋的敏感并沒有被清朝帝王延續(xù)。清朝為少數民族建立政權，嚴格地說是“華夷之辨”所抵制的對象。但清兵剛一入關，就頒布詔令說“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用《孟子》的思想來說明取代明朝的政權合法性，從政治宣傳的角度看，其言辭理直氣壯，反而令孱弱的南明政權相形見絀。

　　這一時期思想的光芒則在于黃宗羲（1610~1695）的《明夷待訪錄》。黃宗羲本人乃是明朝遺民，著書立說出自亡國隱痛，但《明夷待訪錄》中的政治思想卻并未局限于明清易代的特殊問題，而是直接承《孟子》“民貴君輕”觀念的大制作，故具有更加恒久的思想價值，晚清以降成為政治維新的重要思想資源。

　　《明夷待訪錄》中最重要的篇目乃《原君》《原臣》數篇，備論君臣的職責，多有精彩論斷。《原君》的開頭說，君王應該是“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的人。因此，“天下為主，君為客”，君主應服務于天下，以利民為宗旨，而不應以天下為君主的私產。黃宗羲指出，如果君主不明職分，施暴虐之政，那么百姓就理應將君主視為寇仇，誅殺獨夫民賊是理所當然之舉。他還特別批評朱元璋罷黜孟子的舉措，并及于當世統(tǒng)治者的失卻人心，足見其立說公正，并不因個人民族觀念和政治立場而曲護明朝惡政。《原臣》則旨在為士人立說，言臣子不應成為君主的私人仆役，服務于一家一姓，而應以天下治亂，萬民憂樂為念。這些見解雖然均能從《孟子》中找到對應的論述，但黃宗羲無疑在學理上對孟子的學說又有所推進，后世知識人嘗試從中發(fā)掘現代性，并非無因。

　　四

　　對于如何評價孟子的“民貴君輕”系列論述，現代學者多有討論�？陀^而言，其中所孕育的“民本思想”無疑具有重要正面意義，但距離現代的“民主思想”還有不少差距。因此，有學者指出不應特別高估“民貴君輕”的價值，而應將其看作是中國帝制社會的統(tǒng)治思想，并引及若干帝王言論為據。

　　以筆者看來，這一觀點確有理據，但未免過于苛求。

　　首先，以現代政治理念衡量古代政治思想，未免有失偏頗。君主制度相對于民主制度而言為劣，這并無爭議；但在相關制度、思想并未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時，君主制度也自有其歷史合理性，不能苛求古人跳出這一框架來進行思考。在這一客觀事實的限制下，“民貴君輕”令君主知所制衡，避免極端獨裁，當然具有正面效益。與其說“民貴君輕”服務于君主制度，不如說正因“民貴君輕”說未經充分發(fā)展，才令其缺乏獨立地位。

　　其次，就后世儒者之接受與開新，反觀“民貴君輕”說，足見其中確有啟迪后世之處。如果缺乏孟子提供的思想資源，《明夷待訪錄》等著作恐怕無由開展，思想性亦將大打折扣。即僅就抽象的“士人心態(tài)”而言，盡管理學家認為孟子人格不及孔子溫潤含蓄，是其短處；但其中充具英氣的個性，其實可看作是士人獨立精神的體現，這種永恒的人格氣質，由今之眼光觀之或許反當在孔子之上。

　　再次，歷代帝王雖口頭稱許“民貴君輕”的價值，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策略，未必可引以為據，認為帝王真心實意支持“民貴君輕”。如果士人果真持孟子“民貴君輕”之說與帝王抗衡，往往會遭到猜忌乃至迫害，這在歷史上具有相當多的例證，足見孟子學說中蘊含有不利于帝王專制的因素，故帝王在實際政治中往往只是裝點門面地利用，陽奉陰違。

　　要言之，簡單用現代話語解讀“民貴君輕”自然不妥；但“民貴君輕”在歷史上確有積極意義，而且目前仍是具有現實價值的重要思想因子。

　�。ㄗ髡呦的祥_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