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解《詩》對本旨與語句不作深求，注重大義體悟，其詩學體現(xiàn)出簡潔弘通而啟人心智的氣象，開啟了義理解詩的先河。與漢儒相比，強調(diào)通過涵泳文本、玩味義理來“正心導情”的朱熹，更直接承襲了孔子建立在心性哲學基礎之上的詩歌理論。

　　春秋時期，諸侯會盟聘問多賦詩言志，在“稱詩喻志”的過程中，詩與禮樂的關系逐漸疏離，文本意義愈發(fā)凸顯，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與道德性取向：“《詩》《書》，義之府也�！辟x詩言志的特點是斷章取義，但賦詩者對詩句意義的引申和闡發(fā)仍不離文本。原典式闡發(fā)至孔子而轉(zhuǎn)變?yōu)橐昶┯�、�?lián)想感悟的闡釋方式。孔子說《詩》多從政治和教化方面著眼，是《詩經(jīng)》研究走向義理化的開端。以《關雎》為例，孔子在肯定其為相思戀歌的基礎上更強調(diào)詩人對情感的理性反思與適度調(diào)節(jié)。《論語·八佾》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來評判詩中所體現(xiàn)的“樂”“哀”之情皆不失其度，合于禮儀，體現(xiàn)了因情制禮的主題�！犊鬃釉娬摗吩唬骸啊蛾P雎》以色喻于禮，……好，反納于禮，不亦能改乎？”馬王堆帛書《五行》篇對此有很到位的注解：“‘喻而知之，謂之進之�！ビ饕�，喻則知之矣，知之則進耳。……由色喻于禮，進耳�！薄斑M”即“改”，通過以小喻大來不斷提高修養(yǎng)�！俄n詩外傳》卷五載子夏語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睆摹墩撜Z》到《孔子詩論》，義理始終是論詩的出發(fā)點。而《韓詩外傳》將《關雎》視為“萬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懸命”的綱紀之首，已是漢人觀念。

　　盛行于西漢的齊、魯、韓三家詩皆將《關雎》定為批判君主好色的刺詩，在教義化解讀的同時尚能顧及原詩本義，而《毛詩》將重點從君子之德轉(zhuǎn)化為后妃之德，這與漢代后妃干政、外戚作亂的政治環(huán)境有關，漢儒曲解詩義來表達政治訴求，與孔子解詩的距離似乎越來越遠。

　　有宋一代，經(jīng)學與理學相互滲透，宋儒既在其語錄類著作中努力將儒家的道德理性灌注于日用倫常，又在其經(jīng)注類著作中強調(diào)要通過“下學上達”的路線來盡心知性。朱熹提倡廢《序》，盡滌舊說，但他要廢除的是依《序》解詩之法，《詩集傳序》認為古人作詩亦是感物道情，不能緣《序》立例，篇篇作美刺解說。實則朱熹說詩仍以儒家倫理為主，《詩集傳》既要彰顯六經(jīng)之大旨，又要通過闡發(fā)儒家“十六字心傳”來“存天理，滅人欲”，以求復歸人性之本善。

　　《詩集傳》釋“窈窕淑女”曰：“窈窕，幽閑也。淑，善也�！薄榜骸北玖x為洞穴幽深、路徑遙遠，《說文解字》曰：“窈，深遠也。從穴，幼聲�！薄榜弧绷x同“窈”，《說文解字》曰：“窕，深肆極也，從穴，兆聲�！编嵭枴榜厚皇缗睘椤坝拈e處深宮貞專之善女”當為曲解，此處應指女子身材高大豐滿。蔡英杰《從同源關系看“窈窕”一詞的釋義》考察“窈”“窕”的同源系列有二，一為長，一為曲，以此得出結論：“‘窈窕’自當是‘長且曲’之義，‘窈窕淑女’就是身材修長、曲線玲瓏的賢淑女子。”《關雎》對“碩人”的強調(diào)與贊美印證了先秦時代的審美及評價標準：“《詩經(jīng)》的《風》《雅》《頌》各部分中，有相當數(shù)量的篇章述及‘婦’在家庭和社會生育文化中的作用，這是先秦‘婦德’的重要內(nèi)容。作為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古代社會對女子的道德乃至審美要求皆與此相關，并構成全社會道德準繩之有機組成部分�！敝祆浣狻榜厚弧睘椤坝崎e”，側(cè)重對理性道德的強調(diào)并非偶然，求理始終是其治經(jīng)的終極宗旨。《衛(wèi)風·淇奧》之“綠竹猗猗”句，《詩集傳》曰：“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薄扳⑩ⅰ辈o柔弱之意，《小雅·節(jié)南山》以“節(jié)彼南山，有實其猗”來形容草木之豐茂，晉陸云《高岡詩》有“瞻彼高岡，有猗其桐�！敝祆錇槭乖娖聦崿F(xiàn)義理上的連貫，一章釋“猗猗”為“始生柔弱而美盛”，二章釋“青青”為“堅剛茂盛之貌”，三章釋“如簀”來說明綠竹“盛之至”。實則本詩三章并無遞進之意，“猗猗”“青青”“如簀”也不必強釋為綠竹的生長過程。朱熹意在強調(diào)君子修德的過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痹谥祆淇磥恚討ㄟ^將六經(jīng)義理內(nèi)化于心而達到先秦儒家學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的境界，從而實現(xiàn)自身價值的不朽。

　　朱熹詩學與孔子詩學的詩教觀基礎皆為儒家心性哲學，孔子所言的“性相近，習相遠”為其詩教觀打下理論基礎，郭店楚簡《性自命出》開篇即言“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悅而后行，待習而后定”，從邏輯上論證了《詩》《書》在心性培養(yǎng)過程中的作用�！犊鬃釉娬摗返谑喸斦摿嗽娊痰木唧w過程：“《關雎》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保，《綠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賢于其初者也�！薄蛾P雎》之改基于生理沖動的原始欲望而為理性反思；《樛木》指品學兼?zhèn)涞木颖赜銎鋾r，得享福祿；《漢廣》之智指明知女子難求卻無思犯禮，體現(xiàn)了“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之智；《鵲巢》以禮迎具備來強調(diào)婚姻“合二姓之好，以繼先圣之后”的大義；《甘棠》之保是說百姓敬重愛護召伯蔽身之樹來報答其厚恩，體現(xiàn)了人性中的“誠敬”；《綠衣》因睹故人之物而起相思，描繪了“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悲酸感；《燕燕》悲女子遠嫁，遠送于野后仍在原地目送流淚，真情流溢，動人心魄。哀樂之情乃人性使然，詩歌可真實表達各種情緒，讀者會從中受到觸動，進行自我反思，最終達到“賢于其初”的效果�！犊鬃釉娬摗敷w現(xiàn)了早期儒家依人性情而行教化、情理統(tǒng)一的價值取向。

　　在孔子看來，《詩》的教化作用是讀者通過聯(lián)想感悟而實現(xiàn)自我完善，而不是強加以外在的禮儀規(guī)范，即“體其義而節(jié)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復以教”。王承略先生《〈孔子詩論〉說〈關雎〉等七篇義解》認為，孔子“是要建立一種新的詩教觀，為理想政治和道德修養(yǎng)服務”。

　　宋初周堯卿批評《毛傳》寡于義理，《鄭箋》遠于性情，宋儒解經(jīng)情理兼具：“《詩》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洪嘉植《朱子年譜·紹興二十年下》載朱熹致信程洵曰：“三百篇，性情之本……學詩而不本之于此，是亦淺矣�！敝祆涑幸u了張載和二程的思想，認為“性”分為“天命之性”與“氣質(zhì)之性”：“天命之性”是心的本然之性，即“人所受之天理”，為至善至美的道德倫理規(guī)范：“氣質(zhì)之性”是心的發(fā)用之處，由理氣混雜而成，善與不善并存。但朱熹單講“性”時，皆為“天命之性”。天命未發(fā)為性，已發(fā)為情，性無不善，情有善惡，詩歌的功能通過“正心導情”而“復性”。

　　宋代理學文化思潮的崛起，乃衰微的儒家自我振興以對抗佛道的一次文化運動。朱熹以格物窮理之法解經(jīng)，目的是以儒家的道德訓誡來取代佛教的教義。以朱熹為代表的宋儒與孔子、漢儒在治學目的上都是一致的，即通過教化人心來復性求善，從而改良社會、造福民眾。這始終是中國古代經(jīng)典的第一要義和學者們的終極目標。（作者單位：嶺南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