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信而好古”，對歷史、對傳統(tǒng)、對先賢，抱有深深的溫情。史稱“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史記》卷六十一），而對于近世涌現(xiàn)的眾多杰出的政治精英，活躍于春秋各國政壇的執(zhí)政卿大夫，孔子更是懷有極大的敬意。史稱他“嚴事”，即特別禮敬臧文仲、柳下惠、蘧伯玉、晏子、鄭子產(chǎn)等人。他夸子產(chǎn)為“古之遺愛”，譽叔向為“古之遺直”，贊蘧伯玉、柳下惠為“賢者”。孔子之所以如此喜愛、傾心于春秋這些執(zhí)政卿，要因正在于他們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建樹，深深觸動了孔子心弦，使夫子不僅“好”之，而且“敏以求之”，并在“接著說”的思想傳承中，金聲玉振，構(gòu)建起中國古代“軸心時期”的精神高峰。

　　一

　　春秋時期的執(zhí)政卿們在政治實踐中，仰觀俯察，對三代以來的思想傳統(tǒng)進行了新的解讀，并掀起了一股袪魅天命鬼神的思想大潮。其間有三大主線：一是近人而遠鬼神，更為關(guān)注人間現(xiàn)實。如鄭子產(chǎn)所宣示的，“天道遠，人道邇”。二是客觀理性地看待自然異象，如鄭子產(chǎn)、晏子都淡視彗星天象，反對用瓘斝玉瓚等來祭祀，認為此類之舉“無益也，只取誣焉”。柳下惠拒絕祭祀魯東門之外的海鳥“爰居”，也體現(xiàn)了這一自然主義精神。三是倡導(dǎo)“吉兇由人”，人為世間的真正主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臧文仲反對殺“巫尫”求雨，他認為人間的禍福取決于人自身的行為，而不在于討好鬼神。晏子也認為，齊侯欲殺“祝固史嚚”來治自己的疥瘡，是錯誤的，因為去除禍害的關(guān)鍵不是要去獻媚神靈，而應(yīng)當是去“修德”，即力行德政，造福人民，“使有司寬政，毀關(guān)，去禁，薄斂，已責”。

　　春秋智者們的這類見解，深得孔子之同然。他著意汲取并發(fā)揚了其間的“吉兇由人”的人文主義精神，提出了“為仁由己”的理性主義人本哲學(xué)。其大端一是強調(diào)親“人道”而“遠天道”。揆之《論語》，“天”“天命”和“命”等詞，約只出現(xiàn)二十次，而“仁”則多達一百余次。此亦誠如莊子所論，“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史稱孔子“敬鬼神而遠之”，弟子們很少聽到孔子講“怪力亂神”，以及“性命、天道”之類的神秘的東西。

　　二是責疑、批判“怪力亂神”。古人相信，占卜用龜，越大越神。當時魯國的重臣臧文仲就迷信龜卜，他在家里養(yǎng)著一只大龜，并還為之修建了一個豪華住所�？鬃诱J為臧文仲的做法是不智的，實際上是批評他迷信鬼神的不當�？鬃硬≈貢r，子路請求以祈禱來祛病，遭孔子婉言謝絕。相反，孔子對那些不信鬼神的行為，則大加表揚。據(jù)《左傳》哀公六年載，楚昭王病重時，不以祭神來治病，孔子聽說后，夸贊他“知大道”，即肯定這是一種明智而正確的行為。這一觀念，無疑秉承了春秋智者“妖由人興”，即從人身來探求社會萬象之因的人文訴求。

　　三是高度肯定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白釉唬喝四芎氲溃堑篮肴恕！痹诖恕叭恕迸c“道”相對中，作為一種法則與政治正義象征的“道”是客體，而人是能捍衛(wèi)、弘揚“道”的積極主體。這種鮮明的對比，尤其是文中的“弘道”與“能”字，既賦予了人任重道遠的道義責任，又大大突出了人的主體性和創(chuàng)造性�？鬃舆�以“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的形象比喻，凸顯人絕不是被動的，而是能動的主體，人是能夠自由而主動的選擇，實即是能有所作為的。由此孔子堅信“為仁由己”。“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fù)禮為仁。一日克己復(fù)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所謂“為仁由己”，實質(zhì)上即是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于此孔子信心滿滿，“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這里洋溢著一種樂觀自信的精神，人的圓滿自足性，決定了他完全可以憑借自身來成全自己、實現(xiàn)自己，而不必求諸于外在力量，自然更不必祈禱于天命鬼神。

　　孔子的“為仁由己”人本主義哲學(xué)，淋漓地發(fā)揮了春秋智者的“吉兇由人”的人學(xué)思緒，大大凸顯了其間的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為人成為歷史的主體和天地間的至尊奠定了堅實而深厚的思想基礎(chǔ)。

　　二

　　揆諸文獻，“仁”也是春秋執(zhí)政卿關(guān)注的話題之一，如《左傳》中“仁”字凡33見，《國語》中24見。其要義，一是對人的關(guān)愛。如“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愛人能仁”以及“仁，文之愛也”等，都揭示了仁意中的人道關(guān)切。二是同情人的悲憫情懷。如“背施無親，幸災(zāi)不仁”“乘人之約，非仁也”等，則流露了對人不幸處境應(yīng)有的同理心和惻隱之情。三是孝親，“愛親之謂仁”，其實質(zhì)即對父母和祖先的忠誠，即所謂“不背本，仁也”�！秶Z》載，晉獻公死，舅犯反對公子重耳趁亂回國爭奪君位，“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可見孝尊父母是其時仁的通義和共識。四是仁被視為兼納眾善的美德，“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左傳》襄公七年）。文中所謂“參和”，即融匯德、正、直三種品德，顯然，仁是一種包容性的、集成性的大德。

　　孔子對春秋智者的仁學(xué)實踐和思想，十分熟悉�！蹲髠鳌氛压暧浛鬃又裕骸爸倌嵩唬骸惫乓灿兄�，克己復(fù)禮，仁也。信善哉�！笆贩Q鄭子產(chǎn)和孔子關(guān)系親密，”如兄弟“一般，而子產(chǎn)”為人仁愛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仁人“，所以孔子盛贊他為”古之遺愛“�？鬃铀寂f推新，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春秋智者的仁學(xué)觀念。首先是弘揚了”仁“的人道情懷，鮮明而清晰地提出了”仁者愛人“的理念，并突出了對人的價值和生命尊嚴的絕對維護。馬房失火，孔子問人不問馬。同時，孔子也著力強調(diào)仁者愛人的普遍性，”泛愛眾而親仁“，即仁者應(yīng)愛所有人而不僅僅是血親故舊，而”博施濟眾“，也是孔子的仁愛理想。其次是突出了仁的全德之意�？鬃影l(fā)展了春秋智者的”參和為仁“思想，強調(diào)仁是眾德之母，兼攝一切美德。如孔子堅信，仁涵括”恭、寬、信、敏、惠“五德，可見仁德的包容性。又如”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之類說法，也折射了仁為含德之德的特性。仁的這種母體化，或者說全德化，顯然表現(xiàn)了孔子不再將仁只看成一種普通的常德，而是一種最為基礎(chǔ)、也是最為根本性的美德。再次是突出了仁的至德之意。在孔子的仁學(xué)思想里，仁不僅是一種兼蓄并容的全德，更是一種至純至臻的大德。在孔子的品德、人格譜系中，仁僅次于圣，但遠高于其他諸品。楚國令尹子文，屢次罷官，但毫無怨色，孔子認為雖他算得上忠，但還夠不上仁。春秋時有名的賢人陳文子寧肯放棄富貴，也不愿住在弒君之國。孔子依然認為他算得上清高，但也談不上”仁“�？鬃又T多弟子中，子路善軍事，冉求能理政，公西赤擅外交，但孔子認為他們都遠未及”仁“，唯有簞食瓢飲的顏淵可稱”仁“�？鬃臃浅３缟械囊笊堂嘉⒆印⒒�、比干，也被稱許為仁者。這種僅次于圣的仁之理解，無疑賦予了仁極高的價值內(nèi)涵，也將仁從普通一德拔高為高山仰止的不朽之稱。最后，仁還被升華為一種神圣的信仰，是一種終極性的價值依歸，”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也是一種絕對的價值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孔子守正推新，傳承了春秋執(zhí)政卿仁學(xué)觀念中的人道情懷和美德認知，又賦予了更多的新意，將“愛親之仁”提升到“愛人之仁”的新境界，形成了意蘊雋永的孔門仁學(xué)。

　　三

　　春秋智者生當“季世”，紛紛以“救世”自期，在治國理政上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而其間最為主要的當屬“德政”，以德治國思想，也可以說這是當時各國智者的一種共識。如鄭國子產(chǎn)提出“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周大臣富辰則倡導(dǎo)“太上以德?lián)崦�，其次親親，以相及也�！睆臍v史文獻的記載來看，“德政”的要義與“威刑”相對，是一種崇尚仁愛寬厚，反對暴力冷酷的政治，其根本的價值取向是張民權(quán)，約君權(quán)，主張敬民、愛民、養(yǎng)民。敬民者，以民為本。春秋智者認為民是天地間的主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傳》魯桓公六年）。君是為民而設(shè)的，“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左傳》文公十三年）。民既然是終極性的存在，又豈能不敬民？正如陳國大夫逢滑所說：“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暶袢鐐�，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左傳》魯哀公元年）愛民者，以民為心，即所謂“仁民”“恤民”和“視民如傷”。晏子揭露和抨擊“踴貴而屨賤”，正體現(xiàn)了這一愛民意蘊。養(yǎng)民者，以利民為鵠的，其表現(xiàn)為重視民生，以“正德、利用、厚生”為頭等重要三事。要求統(tǒng)治者應(yīng)“貶食省用”，自奉嚴，待民寬，輕徭薄賦�？傊�，德政以利民為要，誠如邾國統(tǒng)治者邾子所說：“茍利于民，孤之利也�！保ā蹲髠鳌肺墓辏�

　　孔子對春秋時期為政以德思想十分關(guān)注。如鄭子產(chǎn)死前有遺言，主張為政應(yīng)寬猛相濟，“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左傳》昭公二十年）�？鬃訉Υ朔浅Ｙ澷p，“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當然，孔子不僅僅贊揚子產(chǎn)的寬嚴相濟論，更著意弘揚了春秋智者的上述德政思想，宣揚“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顯然孔子認為“為政以德”，是治理國家的要津。不僅如此，孔子還認為德政是最好的政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倡導(dǎo)的德政是德主（道之以德）禮輔（齊之以禮），或者說以德為本，以禮為用，重視社會秩序，尤其是蘊含“和”之精神的文明秩序的構(gòu)建與鞏固。這是對春秋智者“德政”思想的一大發(fā)展。

　　而在德政的內(nèi)容上，孔子也豐富了春秋智者敬民、愛民、養(yǎng)民說。主張惠民優(yōu)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要求輕徭薄賦，施恩要厚，用民力應(yīng)平，租稅要輕。主張社會公平，不患寡而患不均，倡導(dǎo)“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其本質(zhì)是要求保障“百姓”和“民”的基本生活。主張社會誠信，“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xué)而》）。綜觀《論語》，孔子要求治人者“敬事而信”，實有提醒其對人民的承諾和責任，不能憑恃權(quán)力而任性、而出爾反爾。主張“富而后教”。在《論語》中孔子一再表達出人民應(yīng)享有受教育的機會，所謂“足食、足兵”后，孔子則要求“教之”，這也是孔子所期待的“為政以德”的一大要素。要之，孔子傳承了春秋德政的愛民思想，并大為凸顯了其間的仁者精神，使“愛人”成為德政的靈魂，德主禮輔成為儒家德政的鮮明特性。（作者單位：江蘇省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與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