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確立為推進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提出領導干部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解決社會各種問題，提高管理水平。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憲法頒布實施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習近平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依法治國集體學習會上，兩次講話中都強調了領導干部要提高法治思維能力。對此，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深入學習和理解。

　　一、法治思維的內涵。所謂“法治思維”，是按照法治的邏輯來觀察、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思維方式，它是將法律規(guī)定、法律知識、法治理念付諸實施的認識過程。法治思維首先表現(xiàn)為根據(jù)法律來進行思維。如果說政治思維方式的重心在于利與弊的權衡，經濟思維方式的重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較，道德思維方式的重心在于善與惡的評價，那么，法治思維方式的重心則在于依據(jù)法律來進行合法與非法的預判，即把合法性當作思考問題的前提。作為領導干部無論是決策還是執(zhí)行，都應該始終關注五個方面的內容，即目的是否合法、權限是否合法、內容是否合法、手段是否合法、程序是否合法。

　　二、法制思維的特征。一是權賦思維。法治以制約和監(jiān)督公權為核心，公權力機關的權源從根本上講來自于人民，并通過國家憲法法律確認和規(guī)范，其行使的基本原則是“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公民的人身權、生命權、健康權、人格權是與生俱有的，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發(fā)展權利是后天取得的，其行使權力的基本原則是“法無禁止即自由”、意識自治和履行法定義務。十八大報告對此提出了明確要求，這些要求無不體現(xiàn)對公權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因此，領導干部必須有嚴格、規(guī)范行使權力和接受制約監(jiān)督的思想意識。正確處理權與法的關系，不以權壓法、以言代法；明確權力界限與履行職責的關系，不違法用權、違法行政；擺正自身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不妄自尊大、欺壓百姓；遵守法律底線，服膺法律精神，不鉆法律空子、打“擦邊球”。二是規(guī)則思維。規(guī)則思維要求在深化改革、推動發(fā)展、化解矛盾、維護穩(wěn)定、處理國家經濟社會文化事務過程中，頭腦里一定要有規(guī)則思維意識，即定規(guī)劃、做決策、抓改革、促發(fā)展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則，尤其是法律規(guī)則，是否涉及“踩紅線”、“觸底線”，使各項工作在法律規(guī)范范圍內和法制軌道上運行。三是程序思維。程序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實現(xiàn)實體正義的內在要求。嚴守程序、程序正義是領導干部法治素養(yǎng)的集中表現(xiàn)，是檢驗法治能力的“試金石”，也是吸收對立情緒、保證實體結果合法性和公正性的重要途徑。程序思維要求任何人不能做自己利益的裁判者，同等情況同等對待、同等關注，權力必須在陽光下運行和在監(jiān)督中行使。領導干部必須摒棄那種認為只要目的合法正當，至于采用什么手段都可以不予計較的人治思維模式，要明白程序的獨立價值，清楚程序的本質是一種形式合理性，要借助程序這個“形式性操作杠桿”，把利益的博弈和價值衡量轉化為在法治規(guī)程上表達的訴求，使人情、關系、偏見、恣意得到消除，使相應糾紛和問題在法治軌道上得以解決。對領導干部而言，更應嚴格遵守重大事項、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項目投資和大額資金使用的合法性審查、風險評估、專家咨詢、后評估及糾錯等決策程序。四是公平正義思維。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價值追求。公平包括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guī)則公平。正義包括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主觀正義和客觀正義、個案正義和社會正義。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guī)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huán)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fā)展權利”。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述國家治理與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關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著眼創(chuàng)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huán)境，不斷克服各種有違公平正義的現(xiàn)象，使改革發(fā)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就要求我們用社會公平正義這面鏡子審視體制機制、政策規(guī)定及各個領域、各個環(huán)節(jié)存在的不公平問題，深化改革的針對性；從解決制度不健全問題入手、從頂層制度完善層面更好地體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一方面要讓公眾有序參與決策，使決策反映和體現(xiàn)公眾利益和各方意見；另一方面要在制定規(guī)則時，不能只考慮多數(shù)人的利益訴求，而忽視少數(shù)人的聲音，要兼顧各類群體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尋找各方的最大公約數(shù)。

　　三、非法治思維表現(xiàn)。有些領導干部的非法治思維，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父母官思維。由于兩千多年封建文化的影響，不少領導干部頭腦中“父母官思維”、“青天大老爺”意識根深蒂固。他們常常把惠民政策當作施恩于老百姓的機會，把一些“民生民心工程”當做個人政績，喜歡在群眾中擺譜、炫耀；有的下基層“隔著玻璃看、背著群眾走”，遇到棘手的社會發(fā)展矛盾往后躲，使得干群關系比較緊張。二是運動式思維。有的領導干部抓改革、促發(fā)展不遵循法治建設規(guī)律和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習慣于召開動員大會、蒞臨剪彩致辭、層層督促檢查，大轟大嗡，搞“運動式”推進。三是指標性思維。有的領導干部組織經濟社會發(fā)展事務靠指標管理、指標分解、指標考核，推動工作缺謀略、缺政策、缺法治方式，不能做到區(qū)別對待、有的放矢、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助長有的地方“官出數(shù)字，數(shù)字出官”。四是家長式思維。有的領導班子的主要負責人不善于用法治統(tǒng)領全局、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法治化，不善于運用民主集中制維護班子團結、樹立集體領導的權威，而是搞“家長制”、“一言堂”。五是情理式思維。有的領導干部把“情理式思維”應用到黨內政治生活中，應用到治理一方的重大決策之中。遇到重大問題決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發(fā)展規(guī)則往往以情理代替法理、以情感代替政策法律。

　　四、培育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的基本要求。培育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既需要領導干部自身的追求與修煉，也需要組織的教育和培養(yǎng)，還需要社會的監(jiān)督與約束。不過，無論是自我生成，還是組織培養(yǎng)、社會監(jiān)督，領導干部要提高自身的法治思維，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ㄒ唬淞⒎芍辽系睦砟�，提高信仰法律的自覺性。只有內心堅定了某種信仰，行動上才會有奮發(fā)向上的作為。我們要建設的法治國家，是一個具備完備法律體系的國家，是一個法律被信仰并得到普遍遵守的國家，是一個公眾對法律高度認同并無比敬畏的國家。但是，大量的現(xiàn)實告訴我們，現(xiàn)行的法律并沒有真正被公眾所信仰。在權力和法律面前，人們對權力充滿信心，對法律缺乏信心。在民眾心目中還沒有完全把遵守法律看成是一件光榮和崇高的事情，更有少數(shù)領導干部法治意識淡漠，無視法律法規(guī)，常常把會打擦邊球、鉆法律的空子看成是有改革精神和有魄力的表現(xiàn)�，F(xiàn)實中有的領導干部以發(fā)展地方經濟為名違反土地管理法規(guī)，以改善民生為名侵犯群眾利益，以工作需要為名彰顯特權思想等就是最好的例證。領導干部信仰法律，就是要牢固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要把法律的禁止視為雷池和深淵，不越一步，真正在工作生活中敬畏法律，自覺用法律規(guī)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動，這并不是獨善其身的謹小慎微，也不是唯唯諾諾的循規(guī)蹈矩，而是一種政治上的成熟，是做人有底線、做事講原則、做官懂規(guī)矩的自覺體現(xiàn)。領導干部信仰法律，必須摒棄法律工具主義思維。長期以來，由于受人治思想的影響，一些領導干部往往把法律只是當作實現(xiàn)一定管理目標的工具，而工具是可以替代的，由此也就經常出現(xiàn)以權壓法和權大于法的現(xiàn)象。事實上，法律不僅是解決問題的工具，更是體現(xiàn)人們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和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意志，這才是其本質。當然，領導干部信仰法律，也要避免信仰的誤區(qū)。無論什么樣的法律都是人制定的，用語言文字表述出來的法律無論制定得多么健全和完善，也都會存在疏漏和不足。因此，法治思維強調人信仰的是法律規(guī)定中蘊藏的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并將其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ǘ淞⒁婪ㄐ姓睦砟�，養(yǎng)成運用法治思維的習慣。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它要求領導干部在工作中做任何事情都要從法律的角度去分析、去思考，要把思維方式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把法律意識貫穿到思維方式之中，把各項行為置于法律的約束之下。做出每一項決策，不僅要考慮經濟效果、社會效果，還要考慮法律效果。具體而言，一是在對行政權力邊界的認識上，要牢記職權法定原則，即“法律不授權，政府無職權”。在現(xiàn)代法治社會，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運行規(guī)則有著明顯的不同。對行政機關來講，法無授權即禁止，只有法律有明文規(guī)定或授權的才得為之，否則，不得為之。而對公民而言，則是法無禁止即授權，只有當法律有明文禁止時，公民才不得為之，凡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即意味著公民有權為之。很多領導干部對此并不了解或者把握得并不準確，以致實踐中出現(xiàn)了一些任意擴大行政機關權力邊界和隨意縮小公民權利邊界的違法行為。其實，正是因為法律規(guī)定行政機關的各項行為，不論是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都要有法律依據(jù)，所以，我們才提出了依法行政的命題。也正是因為依法行政的要求，我們才提出行政權力不能無法律授權而隨意擴張，沒有法律依據(jù)的“行政行為”是偽行政行為，是亂作為。二是在行使職權過程中，要牢記程序正當原則，即行政權力的運行必須符合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標準。程序意識既包括在程序上公正對待所有當事人，也包括堅持行政依據(jù)、行政信息、行政過程、行政決定公開等，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使公民能夠對行政行為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提出自己的主張和有利于自己的證據(jù)。要通過合適的程序安排來避免和根除那些可能導致結果不公正的因素。三是在衡量行使職權的效果上，要牢記行政均衡原則，即要協(xié)調均衡各方的利益關系。在實施行政裁量時，必須考慮各種因素和各方面的訴求，權衡各種利益關系，以做出最佳的選擇判斷。既要均衡不同個人之間的利益，也要均衡公共與個人之間的利益。在注意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同時，也要注意行政行為的目的、動機、方式、手段等的合理性。

　　樹立學以致用的理念，提高依法解決問題的能力。領導干部學法不是為學而學，提高依法解決問題的能力才是學法的目的。為此，必須養(yǎng)成“研究問題先學法、制定政策遵循法、解決問題依靠法”的習慣，注意培養(yǎng)和提高以下幾種能力。一是正確處理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能力。既要最大限度地追求實體公正，又要毫不動搖地強化程序公正的保障作用；既要有效遏制任何以程序公正為由掩蓋實體不公的現(xiàn)象，又要堅決糾正任何以實體公正為由排除程序公正的做法。二是正確處理實質公正與形式公正的能力。既要堅持以實質公正為根本價值，又要堅持以形式公正為基本保障；既要嚴格依法，遵循法定程序，維護法制統(tǒng)一，又要充分考慮社情民意，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盡可能使決策結果契合社會公認的價值取向。三是正確處理客觀公正與主觀公正的能力。既要堅持以客觀公正為基礎，又要堅持以主觀公正為必要的判斷標準；既要保證決策和執(zhí)行的實體及程序都符合法律的本意，是公正的，又要使這種公正讓社會公眾看得見、摸得著、可感知。四是正確處理社會公正與個案公正的能力。既要堅持以社會公正為導向，又要堅持以個案的公正處理為基礎；既要把個案放到社會整體利益中來衡量，又要做到局部服從整體，小局服從大局。五是正確處理公正與效率的能力。既要堅持公正優(yōu)先，又要兼顧效率；既要明白“遲到的正義即非正義”的道理，又要深諳效率服從公正、速度服從質量的精髓。因此，領導干部必須帶頭做到依法辦事、嚴格執(zhí)法、依法追究各種違法行為。對于什么事該辦、什么事不該辦，依據(jù)的應該是法律和政策，而不是個人的意志和好惡。對于事該怎么辦、不該怎么辦，依據(jù)的應該是程序和規(guī)則，而不是關系和門路。對于什么事可為，什么事不可為，依據(jù)的應該是黨紀和國法，而不是貪念和私欲。唯有如此，才能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依法治國的目標統(tǒng)一起來，才能真正在依法治國方略實施的過程中起到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作用。

　　五、提升干部法治思維的途徑。一是要強化宣傳教育。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擁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使全體人民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拜者。在方式上，不僅要強調傳統(tǒng)的法制教育培訓、媒體宣傳工作，還要充分發(fā)揮微信、微博等新媒體在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在內容上，既要做好成文法的“普法”工作，使領導干部在短期內掌握常用的法律條文，又要加強法律精神宣傳，使領導干部提升對法律精神的理解，從而真正確立法治思維。二是完善機制。第一，從“源頭”抓起，通過設置領導干部的法治準入門檻來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梢詫⒎ㄖ慰荚嚭细褡鳛轭I導干部提拔的一項前提條件。第二，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權力清單制度。第三，健全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策機制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第四，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三是考核評價。一方面，科學合理的法治考核體系和機制是領導干部開展工作的“指揮棒”，能夠倒逼各級領導干部在日常工作中運用法治思維，切實做到依法辦事；另一方面，科學合理的法治考核體系和機制能夠明確各個單位的具體任務，并將責任落實到具體的個人，從而使提高領導干部法治思維能力“落地生根”。（作者單位：河北聯(lián)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