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上海兒科醫(yī)生童某以原告的身份起訴黃浦區(qū)區(qū)政府，要求黃浦區(qū)人民法院撤銷區(qū)政府此前作出的房屋征收補償?shù)男姓袨�。出乎童某意料的是，坐在被告席上的，不是律師，也不是區(qū)政府的普通工作人員，而是黃浦區(qū)政府的法定代表人、區(qū)長彭崧。（見5月7日《中國青年報》）

    之所以出乎意料，只因“民告官不見官”太過普遍。一直以來，不少地方政府和行政機關面對“民告官”案件，往往派副職領導乃至一般干部出庭應訴，罕見行政機關“一把手”的身影。比如，2012年，深圳全市法院共新收各類行政案件2531宗，僅有11宗行政案件是由行政“一把手”出庭應訴的；在廣西，2009年和2010年連續(xù)兩年的行政審判中，行政機關“一把手”的出庭應訴率均不到1%.

    行政“一把手”不出庭應訴，除少數(shù)確有公務原因外，更主要的還是以下兩方面因素。其一，“官本位”思想作祟。一些官員等級觀念嚴重，認為和老百姓對簿公堂，是丟面子的事；其二，缺乏出庭應訴的底氣。一些干部或擔心本地區(qū)本部門沒有嚴格依法行政，行政行為經(jīng)不起法律審視，或不熟悉案件情況，不了解訴訟程序，害怕因缺乏法律知識和應訴能力而在眾目之下出丑。

    無論何種原因，行政“一把手”缺席“民告官”都會造成負面影響。一來，原告方感到不被尊重，加重抵觸和不滿情緒，從而不利于雙方溝通交流，不利于化解矛盾。二來，行政“一把手”缺席，難以對部門違法違規(guī)之處進行深刻反思，無助于提高法律意識。

    盡管我國《行政訴訟法》并未規(guī)定行政機關主要負責人必須出庭應訴，但行政“一把手”的出庭無疑具有強烈的符號價值和象征意義，體現(xiàn)了政府對法律的尊重，有利于行政糾紛的實質性解決�；诖�，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地方開始探索行政“一把手”出庭應訴的制度化路徑，規(guī)定行政機關當年發(fā)生的第一起訴訟案件、在社會上影響重大的訴訟案件等，行政“一把手”都應出庭。

    行政“一把手”出庭，還是一堂生動的法治教育和警示課。通過出庭應訴，領導干部能更好地了解相關法律知識，反思日常行政工作中的過失，從而嚴格依法行政。重慶市南川區(qū)將行政機關主要負責人出庭應訴納入年度考核后，2012年全區(qū)因行政執(zhí)法案件引發(fā)的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敗訴案件數(shù)為零，“一把手”出庭對于依法行政的倒逼作用可見一斑。

    事實上，“民告官”并不可怕，關鍵就在于敢不敢正視，會不會應對。那些敢于正視、有能力應對的“一把手”，可以把訴訟法庭現(xiàn)場變成交流互動平臺，既開誠布公向原告和公眾澄清誤解，又聆聽群眾訴求改進部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