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老樹說，經(jīng)過日夜更替地慎重思考，當他答復提問者要是重選大學專業(yè)的話他會選擇哲學時，學生很詫異，這不是比原來的中文更虛嘛！

　　關于哲學的概念，以及是不是虛，的確是很復雜的問題，若是僅限于大學哲學專業(yè)的科目安排，更虛的情緒我能夠理解，錢鐘書《圍城》中學哲學者就歸入被看不起的行列�，F(xiàn)在的課表變化雖然大，但身為教授的同學仍然很郁悶學子的提問：學哲學有什么用？對此尊師李德順不以為意，“你要做什么吧”是先生的自信，言下之意哲學對任何行當都助益多多。

　　做什么都有用，其實也就是沒什么實際用處，也是虛。我這樣想，卻不敢當面回應老師。雖如此，但要平心而論，先生所指確是箴言。尤其是當哲學不是課堂學問，而是原著、是思想，是生活智慧閱讀的時候，無疑是大智慧——這是哲學家的領地，就不敢妄言了。

　　生與死大約是人自身、人之間和解最簡單也最困惑的問題。智識們曾寄望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來達成和解，現(xiàn)在看，“東方主義”的薩義德們顯然不贊同西方視野下的和解，晚近更有人證明說，不同文化差異是沖突的根源。面對文化這個寬泛的模糊概念，同樣難以有明晰的闡述，或者干脆就是空洞而無意義的預設。

　　撇開文化空洞的范疇，宗教不僅是生死焦慮的產(chǎn)物，也試圖擔負起和解的責任。邏輯上講宗教溯源最終會歸到智識不能抵達的源頭：上帝、真主或者是中土的天等，作為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內涵上共享著精神上的一致性。生死焦慮的背后，源于歸一動力（上帝、老天）的恩典，這種理念上的趨同按說在人、人生以及人之間是可以攜手和解的：教派之間也可以融貫，如中式的釋道同廟。

　　據(jù)梁啟超同志說，耶穌會進中土之初也巧妙隨俗，并不干預民眾對天和祖宗的祭拜，傳教數(shù)十年成效卓著。吊詭的是，源出于一的不同派別間會有莫名的難解之處——是基督徒便不能是印度教徒之類。曾經(jīng)卓有成效的中原傳教事業(yè)，羅馬教宗就難以忍受，1704年發(fā)出敕令禁止中原教眾拜祖祭天。此舉致天朝震怒，教皇遣使監(jiān)禁澳門，結果傳教事業(yè)頓挫，連神父捎帶進來的科技學問一并牽連，致華夏錯失百年，讓梁公唏噓。

　　相容不下不知是為何。雖然對宗教內里的道理一無所知，但作為信仰，俺很敬重，所以很不同意自封藝術家的導演找個禿頭演員戲弄牧師的創(chuàng)意，信仰始終是神圣的，但為什么不寬容呢？撇開中世紀那種肉體欲念頂著的腦袋冒充上帝的行徑，中國也上演過佛道相殘的悲劇。到今天，信仰也沒有架起不同教眾之間通泰的橋梁。

　　考慮到還有很多無神論者并不愿意依照一種宗教的方式生活，或者和解之旅就需要回到“無所不能”的哲學。死亡導出了生存的意義，這是哲學對終極問題的一種回復。加繆相信哲學唯一的問題就是人“為什么不自殺”，這不是悲觀敘述，而是對生與死問題的追索，是超越派別的“宗教”。加繆設想生死的更替如西西佛斯推舉巨石的輪回，可以是積極樂觀的。哲學的“虛”固然不是妄言，然而，哲學將宗教（信仰）理性化，把理想現(xiàn)實化（比如《尼各馬可倫理學》），把終極不可言說的道理邏輯化的意圖，無疑給人心焦慮的生死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盡管不完善）。此外，作為分析、認識，甚至處理問題的“智識工具”，哲學有“公理”意義，所以馬克思才會說哲學“改造世界”。換句話說就是不管“你要做什么”，哲學都是“有用”的。除去這個狹義的功利說辭，客觀說，哲學可以是宗教之外的另一種生活方式，皮埃爾·阿多就感言：選擇一種純粹哲學的生活方式不失為明智之舉。

　　更重要的是，我們曾經(jīng)以為是的哲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哲學的理念世界跨越了上帝、老天這樣的山頭，不屬于任何宗派、團體，也非某個群類或個體獨占的學說，自身在詰難中成長，唯物、唯心，或者是人本主義、邏輯學派之類的分野只是關于人與世界及人之間的不同視角，并非勢不兩立的仇敵，伊斯蘭、基督教名下的徒眾，都可以在柏拉圖（也許還有孔子）門下商談、研討，在通向真理的路途攜手而行——作為從具象世界抽離出來的一般學問，哲學對世界的體察，對人生終極問題的訴求是寬容的，如果人們真的選擇“哲學”的生活方式，即便不純粹，相信不同的種族、群類，甚至個體心智內的沖突都可以達成和解。

　　也許哲學才是和解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