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紀委17日發(fā)布2014年“治腐成績單”，去年北京共查處“小官貪腐”案件194件，違紀總金額3.58億元，其中100萬元以上的47人，1000萬元以上的4人(1月18日《新京報》)。

　　作為“首善之區(qū)”，首都北京理應成為全國反腐倡廉的表率。這份成績單證明了紀委執(zhí)紀監(jiān)督人員的工作成果，值得點贊。同時，北京市紀委公布了5起違反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問題典型案例，都涉及公款旅游，多是借調研、考察等工作名義公款旅游。問責背后，卻不免留下“輕縱”的疑問。

　　公款旅游作為“四風”頑疾之一，是老百姓深惡痛絕的腐敗現(xiàn)象。然而，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嚴禁公款旅游并予以嚴厲問責，公款旅游仍被單純視作違紀行為，普遍被處以嚴重警告處分、撤職等行政問責，鮮有追究刑責。例如此次通報的“海淀區(qū)區(qū)屬企業(yè)監(jiān)事會原主席張寶信公款出國出境旅游問題”“多次接受某中學校長邀請出國出境旅游，個人費用共計51356.73元”，但最終仍是“給予張寶信行政撤職處分”，并未提及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公款旅游，特別是接受下屬單位、利益相關部門等邀請進行公款旅游，背后是否會存在“利益請托”“額外照顧”，我想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斷:恐怕十之八九。僅從公共財物受到的損失上看，公款旅游與貪污、受賄犯罪造成的損失并無本質區(qū)別，且前者更難追繳挽回損失。由此，近年來建議公款旅游入刑的聲音一直沒有停息。

　　支持入刑者認為，只有入刑才能用最嚴厲的刑法利劍嚴懲腐敗，以儆效尤。反對入刑者則認為，公款旅游是一種公款消費行為，在我國現(xiàn)實生活當中，公款消費和個人消費存在公私不分的情況，此行為雖然違紀，但目前尚無法按照貪污罪懲處。在爭論聲中，公款旅游繼續(xù)保持違紀的屬性，與貪腐犯罪始終“一步之遙”。偶爾有公款旅游行為被作為受賄、貪污犯罪處理，也僅是個案，不具有普遍性。

　　筆者要強調的是，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黨紀反腐的未來發(fā)展趨勢和終極依歸應是法治反腐。無論從社會危害性還是行為人主觀惡性看，公款旅游和其他貪腐行為并無明顯差別。將其排斥在貪腐行為之外，不利于反腐工作，也有違司法公正。

　　目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2015年全國兩會召開也為期不遠，類似公款旅游等嚴重違紀行為能否通過科學、理性的立法設計納入刑法規(guī)制，事關法治反腐的力度廣度，期待專家學者、代表委員們再次審視，有所創(chuàng)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