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由湖北承擔的《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正式亮相社會的時候，這部巨型類書背后的編纂者們才進入到人們的視野。當本報昨日“今日視點”呈現(xiàn)這50余位學者的故事，離這項浩大的文化工程的啟動，已經經過了20年。

　　這20年，是整整兩代學者傾盡心力、苦心孤詣的20年，也是他們靜默書齋、潛心修典的20年。搜集文獻、整理典籍，不僅在社會上處于小眾、清冷地帶，即使是在學術界內部，這也是一個艱苦沉寂、遠離聲名的工作。作為建國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旨在為中華古代文化做全面系統(tǒng)總結，《中華大典》其規(guī)模可謂恢宏，其目標可謂輝煌，但追溯其編纂歷程，卻與光環(huán)和關注無緣，只有艱辛清苦之事業(yè)。

　　中國有歷史久遠的類書修纂傳統(tǒng)。以《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為代表的類書編纂，自古以來多是浩大的國家文化大工程，均在于其無不需要廣泛匯集全國學術大家、高度傾注人力物力。所謂“區(qū)分臚列，靡不所載”，充分顯示出其典籍掌握之宏富、資料查閱之浩繁、知識考證之準確，對編纂者無疑是巨大而且持久的考驗。

　　對于當下的學術界而言，這更是一項注定不可能有“急就章”的工作，不可能有迅速而且高昂回報的工作。以朱祖延、宗福邦為代表的這些編纂學者，不僅致力于薈萃典籍、專注于知識譜系，其本身也在堅守和延續(xù)中國知識界的道德傳統(tǒng)和精神氣質。他們的堅韌付出證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既不是空話，也不是夸張。置身于今天的學術環(huán)境，不為吸引眼球、拒斥喧囂浮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冷清，傾其一生，念茲在茲，只為國家修典堅持品質，只為傳承文化壘基造石，多么值得珍視和體味。

　　湖北一直被稱為教育大省、學術重鎮(zhèn)�？渴裁创�，靠什么重？既有高校林立的外在顯現(xiàn)，也靠學術研究的內在分量。《中華大典·語言文字典》的編纂就是一個顯著的標志。它不僅標志學術水平、研究能力的高度，也標志學術精神、學術風范的高度。它實實在在地表明，文化的薪火相傳，需要怎樣深沉的學術理想，怎樣深厚的學術責任，怎樣誠篤的學術精神、怎樣高潔的學術風骨。

　　為湖北文化傳承貢獻這樣的學術力量而驕傲，更應該擁有為這一群學者、保持這一份精神感到驕傲。巨著已經出版，但是我們更要去思考，一個龐大的學術群體，應當以怎樣的面貌去嘉惠學苑、啟迪后生；一個真正的學術重鎮(zhèn)，應當拿什么為國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蓄養(yǎng)水源，匯聚力量，彰顯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