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這樣的文化準備，自然難適應微博時代挑戰(zhàn)，出現(xiàn)了“哪里有爭論，哪里就有惡罵”的奇觀，在今天，這種人性惡的教育已成“狼奶”，培育著日益自私、日益憤怒的集體情緒。

　　因對轉基因等問題看法不同，崔永元與方舟子在微博上激烈爭吵，并最終走上法庭，二人投訴理由幾乎相同——“他誹謗了我”。

　　事已至此，應由法律判斷，但不論結果如何，從公眾人物應盡的責任看，兩人都已經(jīng)輸了。

　　“君子交絕，不出惡言”，公眾人物應約束自己行為，一味任性，是把自己降低到“娛樂大眾”的層面上，固然能招來看客，可哪個看客會關心他們的觀點和證據(jù)如何？不過是看看誰更會表演、更能逗樂而已，靠“陪×××玩一輩子”這樣的話來討口彩，實在有些無聊。

　　我們生活在多元社會中，看法不同屬正�，F(xiàn)象，意見對立，也要互相尊重，作為現(xiàn)代人，應具備基本的論辯素質，即：論事不論人；不假設自己絕對正確；不在道德上居高臨下；以交換意見為目的，而非說服對方；堅守邏輯；尊重論辯的程序……總之，爭論要講規(guī)則，這是一種能力，需后天習得。

　　但，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中，要么鼓勵“智者不辯”，貶低爭論的意義；要么贊美“舌戰(zhàn)群儒”，為打贏口腔戰(zhàn)，底線在所不計。不論在學校，還是在家庭，乃至在社會，老師、父母和長者做出的常常是錯誤的榜樣，他們很少告訴孩子如何爭論。所以，在正式場合，國人連公開意見和提問的勇氣都沒有，可在非正式場合，又會對“低級”的人的意見粗魯對待。

　　以這樣的文化準備，自然難適應微博時代挑戰(zhàn)，出現(xiàn)了“哪里有爭論，哪里就有惡罵”的奇觀，在今天，這種人性惡的教育已成“狼奶”，培育著日益自私、日益憤怒的集體情緒。

　　對此，公眾人物應有起碼的責任感，可問題是，為什么還有少數(shù)人依然會拿著幼稚當個性，一味沉浸在惡作劇的快感中？

　　因為，我們缺少一種機制，將不負責任的人開除出公領域，讓他們真正付出代價，相反，卻走進了“越濫越能贏眼球，越有眼球就越濫”的惡性循環(huán)，這就鼓勵了少數(shù)人將公領域看成撒野的舞臺，只有表演，沒有意見，留下爭論，忘了議題，長此以往，公共環(huán)境必然惡化，我們又會回到“別人在跑，我們在跳”的危局中。

　　如何走出這個困境，讓社會真正強壯起來，這值得每個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