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制度改革的目標能否實現(xiàn)，既要靠各項制度的改進和完善，也離不開理性、健康的“院士文化”

　　兩年前，和幾位媒體同行一起采訪國際著名植物生物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朱健康。當大家紛紛以“朱院士”相稱時，他很認真地說：“請不要叫我院士，直接叫名字好了�！�

　　這句話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當時，認為朱健康婉拒“院士”稱呼是因他本人太謙虛，后來才逐漸了解到：在國外，院士僅僅是一個榮譽稱號，無論是學術活動還是其它社交場合，都不把“院士”作為稱呼公開使用，更沒有誰會把“院士”印到名片上。

　　反觀我國，“院士”變得像某種職務或職稱，成了習以為常的正式稱謂。不管什么場合，只要有院士參加，主持人都要特別介紹某某是“中科院院士”或者“中國工程院院士”，否則就好像對他或她不尊重；就是記者寫科技報道，也經常要想方設法找個院士“一錘定音”，否則就擔心不夠權威。

　　仔細想來，這種“言必稱院士”的深層原因，可能是誤把院士這個“最高學術稱號”等同于“最高學術水平”。其實，評選院士所依據的，是其已有的學術水平和科技貢獻。正如中科院院長白春禮所言：獲得院士榮譽稱號僅僅意味著既往的學術成績和貢獻得到認可，但科學探索和創(chuàng)新之路永無止境，最高學術稱號并不能與最高學術水平直接畫等號。對此，已故院士王選有清醒的認識：“錯誤地把院士看成是當前領域的學術權威，我經常說時態(tài)搞錯了，沒分清楚過去式、現(xiàn)在式和將來式。”

　　盡管如此，在現(xiàn)實生活中，院士還是被有意無意地視作“最高學術權威”，致使“院士崇拜”無所不在：科研立項必須要有院士牽頭，否則就不夠權威；申請課題必須要有院士領銜，否則就可能被“拿下”；成果鑒定如果沒有院士主持，就會被認為“沒檔次”；學術會議如果沒有院士坐主席臺，規(guī)格就上不去；大學校長如果不是院士，學校的水準似乎就會下降。許多大學、科研單位和企業(yè)更是把擁有多少院士，哪怕是重金聘來的院士當成炫耀資本，一些地方甚至把“填補本地區(qū)院士空白”當作衡量官員“科技政績”的重要指標……

　　正是這種認識上的誤區(qū)和行動上的誤導，讓院士這個既非職稱更非職務的榮譽稱號日益功利化，加劇了院士增選的暗箱操作，既損害了院士群體的聲譽和尊嚴，也破壞了“學術平等“的創(chuàng)新氛圍，還在很大程度上擠占了青年人才的成長空間，對國家科技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極為不利。

　　使院士稱號回歸學術性、榮譽性的本質定位，這一目標能否實現(xiàn)，既有賴于各項制度的改進和完善，也離不開理性、健康的“院士文化”。如果我們不能從認識上正本清源、不能在行動上落到實處，聽任“院士崇拜”繼續(xù)泛濫，恐怕院士制度改革的道路會很艱難，其成效也會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