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場、賽場應成為育人“新園地”——體育既不要成為競技的工具，也不要被智育擠壓淪為“邊緣”。

　　據(jù)報道，為備戰(zhàn)浙江省運會，寧波市體育運動學校從5月就叫停了上午上課、下午訓練的正常教學模式，調整為全校600多名學生全天參加訓練，以圖全運會取得好成績。而按國家體育總局規(guī)定，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每天訓練時間原則上不超2.5小時。

　　寧波體�！巴Ｕn競技”明顯違規(guī)，也因此廣受關注。其實，更多學校偷偷摸摸的“違規(guī)競技”，則少有人注意。以剛結束的高考為例，有多少考生高三這一年還上過體育課？絕大多數(shù)學生搖頭。按課程要求，高三年級應開體育課；但由于體育高考時不計分而被絕大多數(shù)學校“叫�！保v出時間加緊操練高考科目。

　　一個是體校停掉文化課為了體育競技，一個是普通學校停掉體育課為了高考應試，學校說起來都有“苦衷”——寧波體校有關人士坦言，四年一次的省運會“上面肯定會對下面有一定要求”，領導也有壓力，“采取促進水平提高的訓練方法也是正常的”。而更多普通高中校長也說，雖然明令禁止高考排名，但市長、區(qū)長、縣長都有一本賬：“一本率是重要問責指標。”

　　社會壓力客觀存在，但并不能成為學�！凹惫钡慕杩凇；A教育的價值具有雙重性，是滿足人的需要與社會需要的統(tǒng)一。學校既促進個人潛能發(fā)展，又要為社會培養(yǎng)可用之才，前者是后者的基礎。這意味著，無論是培養(yǎng)學生競技賽場得金牌、還是將孩子送進高校，前提都應尊重孩子的成長規(guī)律，因勢利導，不能打著“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旗號拔苗助長。

　　學校之所以“拔苗助長”，實質是把學生當成自身的“工具”，而不是把學生當教育主體和目的。無論是“停課競技”和“停課應試”，均因學校擔心正常教學進度和孩子的學習節(jié)奏，難以取得“優(yōu)異成績”。而通過強化操練能“催生”出一兩個“冠軍”，或者高考“狀元”、更高的一本率……學校會擁有過硬的“政績”�？v然方式有點“急功近利”、學生需要“短期犧牲”，但最終結果是“皆大歡喜”——學校和學生，本來就是利益共同體，追求好成績對學校有益，學生也不“吃虧”：培養(yǎng)出一名省運會的冠軍，或者高考狀元，學生本人豈不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聽起來，這種論斷不無道理。然而，在以學生為工具去“搏取”利益的過程中，學校忽略了背后的“邊際成本”——孩子的身心健康、全面素養(yǎng)以及面向未來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力。

　　且不說，這種停課集訓、突擊應試到底能有多大“收益”——寧波體校一位教練回憶，上屆省運會該校也是在當年5月初停課，但那年學校的參賽成績并不如意；而前兩年高三靠集體打點滴備考的湖北“吊瓶班”，最終無人達到一本線。

　　即使學生最后奪得了金牌、考取了狀元、考取了一本，算是達到預期“收益”，背后的代價誰付得起？青少年運動員仍在長身體，長期超負荷超量訓練對孩子身體造成傷害，是拿孩子的健康當兒戲。落下的文化課回頭再補？“停課競技”或許能有部分短期收益，但犧牲的是孩子全面發(fā)展的機會，進而擠壓了整個競技體育和少體校的發(fā)展空間。而停掉體育課去高考應試，輕體重智的后果是舉國青少年體質下降。

　　體育競技與高考應試，看似不搭界，本質卻統(tǒng)一：急功近利的“激素”催化傷害孩子。因此，回歸教育“育人為本”的原點，操場、賽場應成為育人“新園地”——體育既不要成為競技的工具，也不要被智育擠壓淪為“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