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內媒體關于中國可能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報道，引發(fā)關注。恰在此時，記者來到北海道。北海道處處青山綠水，風景不俗，不過令人感慨的是，這里的城鎮(zhèn)和農村都是如此冷清，有的飯館顧客稀疏，似乎只有記者一行人捧場，而有的店老板和老板娘看似已年近古稀卻還在工作，記者租的中巴車的司機，也已年屆六旬。

　　這一現(xiàn)象，應引起大家對人口政策足夠的思考。

　　實際上，冷冷清清并非北海道獨有，這是日本進入老齡化時代后地方的普遍現(xiàn)象。服務業(yè)工作人員年齡普遍偏大，也是老齡化的一個反映，在東京，也有很多飯館不得不雇用在日的外國人，而出租車司機，幾乎無一不是白發(fā)老人。

　　日本的老齡化勢頭非常兇猛，短短幾十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在戰(zhàn)后的20世紀40年代后半期，日本曾出現(xiàn)嬰兒潮，1947年的總和生育率甚至達到4.54。但是，隨著經濟發(fā)展，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1974年總和生育率已首次低于2.1（國際社會公認平均每對夫婦需有2.1個孩子才能實現(xiàn)人口的自然更替），從而出現(xiàn)了“少子化”。

　　老齡化的直接后果是勞動力的缺乏，農林漁業(yè)都出現(xiàn)勞動力緊缺的狀態(tài)，日本農業(yè)的平均從業(yè)人口年齡已經超過67歲，成了“老爺爺老奶奶農業(yè)”，而需要大量勞動力的第三產業(yè)更是極度缺乏人手。

　　實際上，少子化傾向在大城市也非常顯著，2004年7月的《人口動態(tài)統(tǒng)計》顯示，東京是日本全國首個總和生育率低于1的地區(qū)，顯示“下一代的再生產失敗了”，東京的一些小學已經因沒有生源不得不關閉。

　　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就進入了“發(fā)展階段實現(xiàn)完全雇傭”的“劉易斯轉折點”。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正是在人口紅利消失以及總和生育率開始降低的時候結束的，可以說并不是偶然現(xiàn)象，老齡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非常顯著。

　　如今，日本越是老齡化的地區(qū)，經濟越落后。財政破產的北海道夕張市2006年的65歲以上老人比率達到41％，是老齡化率最高的一個市。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趙宏偉指出，生孩子才是最大的經濟政策，懷胎十月，住院生子，消費額超過買房首付，生子后的月消費額超過房貸月供，生一個孩子超過買一套房的消費，又是純剛性消費，有了孩子才有此后買房，沒了孩子沒了人，房子也沒人買了。日本由于生兒育女的消費乏力，結果失去了經濟賴以發(fā)展的最大市場。

　　他指出，安倍搞了個“海外戰(zhàn)爭法”，但是2014年的統(tǒng)計顯示，自衛(wèi)隊員平均年齡已經達到38.2歲，簡直是一伙“老爸兵”，去年日本報名參加自衛(wèi)隊的只有3.1萬人。

　　老齡化使養(yǎng)老金制度面臨巨大困難。隨著老齡化的高漲，領取的人越來越多，繳納的人越來越少，難以為繼。另一個直接影響是，由于老年人越來越多，全國整體的醫(yī)療支出也就越來越多，在職人員的繳費負擔也在增加�？梢哉f，生育率降低和老齡化有可能成為摧毀日本醫(yī)療保險和養(yǎng)老金制度的致命殺手。此外，老齡化給醫(yī)療設施帶來巨大壓力，由于勞動力不足，日本已經不得不開始從國外引進看護人員。

　　日本杏林大學教授劉迪指出，低生育陷阱是一個結構性問題，比如包括教育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女性獨立問題等，這些問題一旦結合在一起，形成定式，單從哪一方面入手，單純宣傳或者誘導，都很難奏效。

　　劉迪認為，人口老齡化及人口減少，非但是日本社會的重要問題，也已成為發(fā)達國家最為普遍的危機。在“國家”三要素中，人與土地、主權同樣重要。人口數(shù)量減少，必然嚴重動搖國家根基。今天日本最大、最為深刻的危機是社會老齡化及人口減少。人口減少造成地方行政組織崩潰，可能導致“國將不國”�！　�

　　日本國土面積狹小，人口密度比中國高得多，但是仍面臨著勞動力不足問題�？梢哉f，在現(xiàn)代工業(yè)的高增長率和高自動化環(huán)境下，維持足夠的勞動力人口仍然是經濟發(fā)展的條件。

　　生育率降低如同射出的箭，一旦形成低生育文化，再采取措施促進生育，效果已經極為有限。人口是民族和國家的生命載體、實力載體、競爭力載體和力量之源，人口最終決定民族與國家的命運。殷鑒不遠，日本老齡化對國家的嚴重危害，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