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重慶“國貧縣”城口縣廟壩鎮(zhèn)共操辦各類酒席1063次，收送禮金6300余萬元，而全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總和才9300萬元。這不僅成為民眾的沉重負擔，而且敗壞社會風氣。目前，一些地方已經開始通過鄉(xiāng)規(guī)民約等方式整治各種“人情債”。（本報昨日14版報道）

　　名目繁多的人情往來，早已超脫固有的感情潤滑與財務互助功能，而異化為斂財與“斗富”工具，不僅悖逆了克勤克儉的傳統(tǒng)民風，于一個健康的經濟系統(tǒng)也是一大傷害。與西方契約社會不同，傳統(tǒng)中國社會是禮俗社會，禮俗的維系，關系的增進，多仰賴于同心圓式的人情互動。而婚喪嫁娶之類小范圍的宗族活動，正是為這種互動提供了機會與平臺。寄贈、收取一定錢財，除寄托哀思分享喜悅外，也為活動提供了一種儀式感，且能起到經濟幫襯的作用，內嵌于禮俗文化之內，無可厚非。

　　附著于隨禮行為上的財務互助，不過是婚喪嫁娶的一部分，是衍伸出來的“枝杈功能”，但現在卻儼然成了禮俗活動的主要內容，甚至唯一。顯然，這是一種功能異化，同時也抽離了傳統(tǒng)禮俗的本意：傳統(tǒng)禮俗注重的是形而上的精神按摩，而非形而下的財物獲取�！吧聬劬�，死事哀戚”的悲苦，“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的喜悅，才是禮俗活動的核心。當精神涵養(yǎng)被利益兌換代償，傳統(tǒng)意義上的禮俗實際上也就不復存在。

　　如果說，民間的過度人情最多只是私人經濟系統(tǒng)的事兒，無損于公益，那么，公務人員隨禮泛濫的背后，則有一套特有的“身份經濟學”邏輯，甚至可能有“權力贖買”的味道——在共同規(guī)則尚未被普遍奉行的當下，資源分配往往以權力為軸心，輾轉騰挪，損害公共利益。顯然，這一點也讓人擔心。

　　借“紅白喜事”斂財，究其實質，體現的是一種自私狹隘、不思進取的小農人格。它不是靠個人努力取得財富，而是妄圖以投機手段過上體面生活，表現出極強的占有欲與自利心。它既不是穩(wěn)定可持續(xù)的家庭財富增長模式，由于其不事生產的性質，也無益于社會總體財富的增加。其致命弱點在于，可供作為隨禮項目的資源畢竟是有限的，總有一天，“資源”會被挖掘殆盡——總不能買件衣服也要收禮吧？實際上，多數人每年禮金“入不敷出”，本身就證明了這種“理財”方式的可笑性。

　　隨禮泛濫，不僅會造成財務風險，還隱匿著道德風險。從倫理史角度來講，追根溯源，我們常講的美德，比如勤勞、勇敢、節(jié)儉等，實際上都來自于經濟活動，屬于經濟道德。貪財享受，惰于生產，同時也會意味著經濟道德的潰散，長此以往，很有可能引起基層社會的倫理危機。顯然，這是良好社會建設不能承受之重。從更宏闊的角度來講，基層社會隨禮泛濫的背后，還隱藏著一個自晚清民國以來就一直困擾知識分子與社會治理者的重大命題：我們應該如何進行基層社會建設？從傳統(tǒng)社會官民合作的鄉(xiāng)紳治理，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基層自治，我們一直在不停探索基層社會建設的路徑。而基層社會人群的交際互動，自然也包含在這個大命題里。從這個意義上說，破題禮俗異化，社會治理者顯然不能置身事外。如何將泛濫的隨禮文化回歸精神本質，如何建立正常的人際交往關系，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