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突然宣布，解聘專家咨詢組成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昕竹，原因是其“違反工作紀律”。有人指控張收了正被反壟斷調查的美國高通公司600萬美元，張回應是“扯淡”。他說，他被解聘是因為幫外企說話了。

　　網(wǎng)上有人指責張昕竹吃里扒外，甚至罵他是“漢奸”。這些說法是否公允，姑且不論，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即他在高通反壟斷案中扮演了兩個角色，存在兩種利益的沖突：既是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聘請的專家成員，又是高通的“反反壟斷”咨詢專家，一身二任。

　　專家接受委任，即應進行利益“回避”，或者站在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一邊回絕高通的聘請，也可以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請辭，接受高通的咨詢請求。這是一種必要的倫理自覺。否則，就像人們罵少數(shù)腐敗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一樣，人們自然就罵專家吃里扒外了。

　　張昕竹說，他只是幫外企說了話，“就好比我給死刑犯做了辯護，任何一個案子都有正方和反方，不能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吧”。這聽起來有些道理，外企站在中國反壟斷的被告席上，有權利獲得辯護。辯護可以來自代理人，也可以來自第三方學者。但張昕竹不是第三方學者，因為他做了高通的咨詢專家，重新陷入一個倫理困境。

　　既然很多人指責張昕竹吃里扒外，這里面會不會涉及法律的是非呢？甚至會有人問，為什么不對他采取法律措施？一名受聘于國家機構的專家，有可能存在泄密的問題。我國《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guī)定：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最高可處無期徒刑。

　　具體到高通反壟斷案，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咨詢專家組只是將張昕竹解聘，似乎意味著沒有泄密問題。張昕竹是專家組成員，但有關部門并沒有就高通的問題就詢于張，張沒有參與具體案件。但我們還是可以設想，張屬于“消息靈通人士”，有可能了解某些內幕消息，從而具備泄密的條件。

　　由于缺乏更多詳情，這里能夠討論的還是倫理問題。據(jù)張自我辯解，他沒有收高通的錢。而高通承認向“經(jīng)濟學集團”付了費，請其撰寫證明高通不構成壟斷的研究報告，而張昕竹是“經(jīng)濟學集團”董事和研究員，也是研究報告第二作者。就是說，高通的錢不過是經(jīng)過了“經(jīng)濟學集團”的一次轉手，這就像跨國藥企請中國機構組織會議，并以其名義邀請?zhí)囟ㄡt(yī)生參會，其本質是一種隱蔽的行賄方式。

　　張昕竹顯然看重錢，君子愛財，本身沒錯。但當你決心賺高通的這筆錢的時候，就有向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咨詢專家組請辭的道義責任。這使人想起孔子的話：“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說到這里，似乎還是不能排除法律的問題。張昕竹是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而中國社科院是國立研究機構。在美國，國立研究機構的對外交流是受到嚴格規(guī)制的。張昕竹帶著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身份加盟美國盈利組織，幫助高通在中國“反反壟斷”，肯定是鉆了法律的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