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江蘇省建湖縣的包工頭彭扣成承包位于濟南市經緯嘉園9號樓的一處工程，雇傭數十名農民工施工，2013年3月開工，次年1月完工。承包商已經按工程進度支付工程款及工資總計130萬元。包工頭彭扣成收到工程款后，只發(fā)放了部分工人工資，其余款項被他用于賭博揮霍，直接導致22名農民工拖欠工資近30萬元，被濟南市天橋區(qū)法院判處二年徒刑，并處罰金二萬元。（5月7日《工人日報》）

　　讀到這條消息，不禁擊掌叫好，濟南市對惡意欠薪的老賴動真格的了！如果各地對涉嫌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老板、承包商、包工頭都能這樣依法嚴懲，其威懾力一定驟增，欠薪現象一定銳減，農民工的薪酬權利一定會有效保障。

　　然而遺憾的是，據報道，該案是濟南市首例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而觸犯刑法的案件。就媒體披露的情況來看，近年來濟南市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時有發(fā)生，較為普遍。去冬濟南受理的農民工討薪數量是上一年的三倍、390起，為4028名農民工討回工資5050.2萬元。（1月24日《生活日報》）

　　雖然這是一則正面的表揚性的報道，但從反面卻告訴人們，惡意欠薪行為多發(fā)，而被追究刑事責任者，少之又少，用“治一漏萬”和“鳳毛麟角”來比喻，一點也不過分。

　　濟南的情況可謂是全國的一個縮影和代表。去年6月12日《工人日報》報道：“‘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寫入刑法已經3年有余，但用法律討回公道的案例卻較少，個別相關案例變成媒體追捧的‘新聞’，甚至很多市縣至今還沒有出現過惡意欠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

　　譬如南寧市，2013年涉及農民工工資案件數量212件，涉及5000人；2014年1月至4月案件數量達130件，涉及2563人。而三年來，在廣西全區(qū)真正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量刑的案件只有十余件，南寧市區(qū)只有兩件。

　　又如，河南省2013年共為17.62萬名勞動者追發(fā)工資待遇7.8億元，其中為16.74萬名農民工追發(fā)工資待遇7.4億元，而依法向公安機關移送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只有18起，僅有16名欠薪逃匿者被追究刑事責任。

　　從一定程度說，“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是震懾無良老板、有效遏制欠薪行為的“殺手锏”。面對刑法——刑拘乃至蹲牢，風險之大足以讓欠薪老板誠惶誠恐，膽顫心驚。如果這一刑罰能夠得到切實執(zhí)行，可以說，大大小小的老板們，是不會惡意拖欠勞動者薪酬的。問題是，再嚴苛的法律，如果被束之高閣，當作擺設，那也毫無意義，風都不擋。

　　希望更多的地方能夠嚴格依法行政，敢于善于運用“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這一法律武器治理欠薪，并成為常態(tài)。非如此，面廣量大的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那是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的，億萬農民工的薪酬權益也是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