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0日，安徽滁州女職工曹志梅在下班途中被車撞傷去世，公司認為與她簽訂的是《加工協(xié)議》，她不是公司的職工，公司對她不存在醫(yī)療費用補償問題。曹志梅的親屬認為她與公司形成了事實勞動關系，向鳳陽縣勞動人事仲裁委員會提起確認勞動關系之訴。縣仲裁委以《加工協(xié)議》為事實依據，裁決傷亡女職工與企業(yè)勞動關系不成立。曹志梅家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認為，《加工協(xié)議》中關于加工內容并不明確，反而類似于勞動關系中勞動者向用人單位提供持續(xù)性而非一次性、獨立性的勞動，公司給曹志梅安排的工作內容，并按月支付勞動報酬。法院判決：曹志梅與被告公司之間勞動關系成立。（見9月16日《河南工人日報》）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某門店一女職工患病治療期間，肯德基公司向她發(fā)出勞動合同到期終止、不再續(xù)簽的通知。女職工認為終止勞動合同違法，向勞動仲裁委申請仲裁，請求恢復勞動關系，公司支付其病假工資等。仲裁委駁回她的所有請求。女職工向法院起訴，法院經審理認為，勞動者患病或者負傷，在規(guī)定的醫(yī)療期內，用人單位不得解除勞動合同。故判決撤銷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勞動合同到期不續(xù)簽通知書》，恢復雙方勞動合同關系，用人單位支付女職工病假工資。（見9月15日《河南工人日報》）

　　兩個案例有個共同點，職工的仲裁請求，均被仲裁委駁回；訴訟到法院，才得以“翻盤”。

　　我國處理勞動爭議訴訟機制為一裁兩審制，仲裁為勞動爭議訴訟的前置程序，未經勞動仲裁機構處理的勞動爭議案件訴訟，法院不予受理。將勞動爭議仲裁作為勞動爭議訴訟前置程序，本意是為了更快地解決勞動糾紛，特別是讓勞動者節(jié)省依法維權成本——勞動爭議訴訟的時間越長成本越高。由于很多勞動法律的解釋和行政法規(guī)，就出自于勞動行政部門，所以勞動行政部門較為熟悉勞動法律法規(guī)，辨別勞動糾紛的是非更容易些。在改革開放的前期，法院較少審理勞動爭議案，即便審理也多是以仲裁委的意見為依據。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用工形式的復雜化，勞動爭議日益增多，雖勞動法律法規(guī)的條款也不斷增加，法院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也越來越多。正是勞動關系變得特別復雜，用工單位便以種種方式去“規(guī)避”本應是明明白白的勞動關系，因此對勞動爭議審理的專業(yè)化就顯得很重要，而政府的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缺少法律專業(yè)人士的缺陷卻顯露出來。

　　人所共知，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由勞動行政部門代表、工會代表和企業(yè)方面代表組成，具體的工作人員都具公務員身份。仲裁委組成仲裁庭審理爭議案的仲裁員，通常也是由公務員身份的人擔任。因為公務員的待遇是和職務晉升掛鉤，“仲裁庭”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有個市的仲裁委一位首席仲裁員是市總工會的干部，多年來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諳熟勞動法律法規(guī)，但后來他成長為市總的領導，不再擔任臨時仲裁員了。法院法官則不同，法官可以當一輩子法官，待遇也會提升。所以法官有更多的時間鉆研勞動法律和法規(guī)，探討實踐與法理的關系，對于日趨復雜的勞動爭議案件的審理，對法律事實的認定和依據的法條準繩，可能會更準確。

　　如今，越來越多的勞動者不服仲裁裁決向法院起訴。勞動爭議仲裁的前置程序，反倒拖延了解決勞動爭議的時間，加大了爭議當事人維權的成本。

　　處理勞動爭議訴訟機制，是否從節(jié)約維權成本的角度出發(fā)，作些改革，允許勞動爭議當事人可以選擇直接向法院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