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背著尿毒癥母親上學而獲評“全國道德模范”、“中華孝親敬老楷�！钡膭Ⅵ涨霸趶V州宣布進行變性手術(shù)。盡管易性在當今社會已經(jīng)常見，但發(fā)生在一位“全國道德模范”身上，爭議和喧嘩顯得難以避免。

　　劉霆本人幾年來背負的“道德枷鎖”，正是人們潛意識中對道德模范德行無虧完美要求的折射。好在，痛苦過后，劉霆能夠勇于面對內(nèi)心，而社會進步，也讓人們能夠理解，道德不道德，主要在于其言行是否對他人造成了不良影響，道德模范是好人但不是完人。就像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在《論自由》所提出的那樣，“個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只有危害到他人利益時，個人才須對社會負責”。

　　劉霆變性，追求自己的幸福，無損他人，何樂而不為，又何咎之有？在開明的今天，劉霆獲得了絕大多數(shù)人的理解，認為變性無損他的道德美譽。尤其是他母親也尊重孩子的意愿。劉霆并沒有悖逆孝道，他的孝心和孝行仍然值得他人學習，只不過，孝子有可能會變成孝女。

　　對道德模范的完美要求，始于我們內(nèi)心對模范好人的潛在巨大期望，譬如拯救社會沉淪，又甚至于救民族于危亡。上世紀初，蔡元培、胡適和梁漱溟等許多知識分子提出“好人政府”的概念，讓好人入官府，以肅清腐敗，改造社會，讓中國富強起來。今天，不少城市打造“好人名片”，以達到帶動經(jīng)濟發(fā)展目的。

　　但是，我們同時必須知道，即使是印度的圣雄甘地這樣有如此大人格力量的人，也無法改變印度教派沖突。道德模范、英雄好人對社會固然重要，但依賴他們個體乃至一群人的力量，是無法拯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甚至是一個城市。我們將道德模范提到一個很高的高度來評價時，實際上可能意味著我們這個社會缺乏源源不斷生產(chǎn)好人的機制，在試圖用楷模的精神來彌補制度上的一些不足。

　　道德教化是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在利益多元、觀念多樣、評價標準重建的今天，道德的約束力面對金錢、權(quán)力、美色的誘惑是脆弱的，法律制度也許才是約束社會行為的根本手段。

　　不斷出現(xiàn)的貪官外逃、炫富行為、醫(yī)患沖突等等現(xiàn)象，一次次觸犯道德底線的事件中，中華民族克己奉獻、守望相助的道德底線不斷受到挑戰(zhàn)，不是因為缺乏道德約束，而是因為沒有得到制度性的懲罰。人們道德感的冷漠，不是因為同情心喪失，而是因為道德援助沒有得到制度性保護和鼓勵。

　　一位政治家曾說過，好的制度能夠?qū)娜俗兒�，而壞的制度能將好人變壞。一套有效的社會制度，應該讓人們珍惜道德榮譽感，主動堅守道德底線，不需要顧慮不敢扶老人式的“道德行為后遺癥”。 因此，我們要建立起的是能夠激勵道德榮譽感提升，保護道德底線的制度。

　　好的社會里，好的道德，理應人人可行，人人有利。良好的人性生長于日常細節(jié)，只有日常生活中被打磨的人性光輝，才能在災難面臨時自然而然照亮自己，點亮他人。如果有一天大家將道德模范做好人的行為當做是理所當然的，不需要到選樹模范標桿的高度，那么可能我們就真正進入了一個道德體系健全的“好人社會”。著名作家梁曉聲《呼救人心》一書中回應了中國人需要什么樣的道德體系—— “我們會發(fā)現(xiàn)，硬通貨不是金錢，而是我們厘清方向后像大片大片的陽光奔涌而來的純粹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