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說中國都市跳廣場舞的老人有近一個億，其中大媽居多。

    由于開著高分貝音響載歌載舞，經常驚擾居民，引發(fā)的沖突不斷，最終演變成廣場戰(zhàn)斗。

    跳舞大媽遭受的襲擊包括鳴槍、放藏獒、潑糞、扔沙子、扔老鼠、水槍飆水等，人民內部矛盾有向敵我矛盾轉化的危險。

    最近，廣州有關部門為了遏制沖突進一步升級，構建和諧社區(qū)，擬修改《廣州市公園條例》，對公園實行噪音“四限”：限音量、限時段、限區(qū)域及限設備。

    其中有如下條款：在安靜休憩區(qū)進行喧鬧的健身、娛樂等活動的，以及未經公園管理機構同意，在公園內使用音箱、擴音器等揚聲設備和管樂器、敲擊樂器等設備的，由園林行政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處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罰款。

    這意味著以后跑到公園跳舞找樂的大媽如果再激起民憤，就可能被當場罰款。

    結合過去各地有關部門實踐經驗，首先其操作性便引起廣泛質疑。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八條規(guī)定，制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處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不過，警方普遍表示，在現(xiàn)實的執(zhí)法過程中沒罰過款。

    畢竟，跳舞噪聲擾民首先屬于公德問題，現(xiàn)在政府職能轉換，從管理型向服務型大步前進，簡單粗暴、成本高昂的罰款模式一方面?zhèn)涫苋罕娫嵅�，另一方面還成為部門尋租溫床，其正在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即使過去接到廣場舞噪音擾民舉報，民警趕赴現(xiàn)場后也以教育、勸導、協(xié)調為主，讓她們把音量調小。實在不聽則出現(xiàn)過直接沒收音響設備的情況——有幾分城管對小販的意味。

    現(xiàn)在廣州有關部門立法對跳舞擾民大媽罰款，首先遇到的是一個誰在操作、如何操作的問題。警察都不愿意或不能完成的任務，交給誰都是麻煩。如果不能有效處罰，那豈不是嚴重褻瀆法治尊嚴嗎？

    歸根結底，這其實是傳統(tǒng)行政乃至立法思維作祟。必須承認，罰款對于解決一些社會疑難雜癥問題的確有見效快等好處，如果再與執(zhí)法者獎金掛鉤，還能調動一部分人積極性，但留下的后患卻更多。比如就事論事地處罰，而不是認真查找事件的內在成因并認真探尋根本解決之道，往往導致執(zhí)法效果不能持續(xù)，甚至激起被罰者強烈對抗，釀成更嚴重的社會后果，圍繞雙方的貓鼠游戲頻現(xiàn)，幾成中國社會一景。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些年城市廣場舞遍地開花，伴隨而來的是由此產生的噪音嚴重擾民，其正在演變成一種社會公害。

    但背后成因卻相當復雜。

    首先，中國正在步入老齡化社會，而相關的服務和幫扶卻嚴重滯后，尤其是在缺少家庭陪伴、關愛的情況下，這些老人便自發(fā)走出家門，聚集在一起，通過跳廣場舞一方面能強身健體，更重要的是消除孤獨寂寞。與其罰款取締，不如認真反思公共設施服務之缺失，多開展一些幫扶老年人的文體活動，呼吁兒女們多回家看看。

    其次，隨著城市化的高速發(fā)展，人口迅速膨脹，新型小區(qū)的高樓大廈取代了過去的傳統(tǒng)民居。但由于規(guī)劃等先天不足，根本沒有留出太多公共活動空間給居民，即使建設了廣場、綠地、公園，也無法滿足居民休閑放松的需求。別說大媽了，就連青少年想踢個球，鍛煉下身體，有時找個操場都是問題。這又涉及到未來城市化過程中痛定思痛，如何科學規(guī)劃、協(xié)調發(fā)展并構建宜居社區(qū)的問題。

    最后，該說說公德了。這是當下中國社會的短板。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經濟成就喜人，但相關聯(lián)的道德、信仰、價值體系嚴重滯后，形成硬實力很硬、軟實力很軟的巨大反差�，F(xiàn)代化背后難掩普通人公共意識淡漠，現(xiàn)代性滯后的病灶，并在功利主義的催化下，形成了普遍性的公德缺失。地鐵搶個座姑娘能和大爺打起來，中國式過馬路能導致數(shù)百人每年死在斑馬線上。

    現(xiàn)代公民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自己的任何行為都要以不傷害第三方利益為前提。

    比起罰款，更緊迫的是教育和啟蒙，以及有關部門服務管理水平的提升。

    而要完成這一切，需要所有人彼此釋放善意，互諒互讓，加強自律，停止互害。

    也就是說，就公德而言，今日中國人都需要從我做起，不僅僅是譴責懲罰廣場跳舞擾民的大媽。

    當然，身為德高望重、閱歷豐富的老人，在道德如此需要全民托舉的年代，更應率先垂范，至少跳舞的時候能考慮到別人的感受。畢竟，您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年輕人效仿學習的最生動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