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期的動植物圖譜》[日]狩野博幸著 邢 鑫譯

　　江戶時期的植物圖譜

　　東方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這部由日本美術史專家狩野博幸教授編著的博物學作品《江戶時期的動植物圖譜》，印制極其精美，讀來令人眼睛一亮。

　　首先，這部書界面很友好，讓人瞬間感受到日本江戶博物學的魅力。說起近代博物學之繁榮，經(jīng)常會提到兩個國家的兩個時間段：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和日本江戶時期。維多利亞時代從1837年到1901年，達爾文、華萊士、赫胥黎等都在這一階段活動；而江戶時期指1603年到1868年（跟清朝的1616年至1912年差不多），其中的江戶指江戶城，現(xiàn)在日本東京的前身，1868年明治軍進駐江戶城，改名東京。這兩個時間段交疊只有32年。江戶時期跨越了250年之久，年頭接近前者維多利亞時代的四倍，但我們對其間博物大家的所作所為卻基本不了解。嚴格來說，我們對這兩個時間段博物學的發(fā)展均不熟悉，相對而言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了解還多一點。但是，中國博物與日本博物更加接近，淵源更深。就字面而論，中國古代有“博物”，博物學是日本人學習中國古代博物學特別是本草學之后，面對西方的natural history而創(chuàng)譯的一個新詞。日本人當時很謙虛，善于學習，既學李時珍（1518-1593）的《本草綱目》，也請畫師沈銓（1682-1760）到日本傳藝，更通過蘭學、西學而廣泛學習西方的自然探究方式方法。此時我們想在中國復興博物學，就有必要更多地了解我們的鄰居日本曾經(jīng)走過的道路，吸收人家的成果，學習人家面對多元文化的態(tài)度和精神。目前出版界引進日本博物學史和當代博物學的作品極少，希望本書能起到一個帶頭作用。

　　其次，《江戶時期的動植物圖譜》能讓我們確認一個基本事實：日本人在學習中國博物學、考證動植物名稱、實施諸國產(chǎn)物調查時，加強了“寫實風格”。幕府御用畫師綜合借鑒了中國與西方博物理念和繪畫技巧，不斷推陳出新，把中國這個先前的老師遠遠甩在了后面。日本學者和畫師的描寫、繪畫無不講究精細、精密，當寫實與氣韻、境界相沖突時，毫無疑問以前者為優(yōu)先，此舉大大推進了對自然世界的認知。清代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算是水平較高的作品了，但比較一下，其中的記錄與繪畫還是差了一些。清代“四王”和“四僧”的繪畫雖然很有特點，據(jù)說境界更是高不見頂，但在寫實方面仍欠功夫，而這反映了中國人對于自然世界的態(tài)度和認知風格。

　　當下“視覺文化”成為諸多學科關注的一個重要主題，科學傳播學、博物學史、科學史、文化史都很重視相關內容，本書無疑為當代中國學人進入這個領域提供了幫助�！督瓚魰r期的動植物圖譜》原書以圖為主，文字甚少。如譯者所言，這可能與編者的知識背景和興趣有關。但即使如此，這部小書介紹的42種圖譜，也足以調起思維敏銳之讀者的胃口，或許能吸引一批年輕學子關注博物繪畫、博物學史，或拿起筆來直接面對身邊豐富多彩的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