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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未富先奢”
商 傳//8858151.com2014-01-27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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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通州志》記述下了社會風氣從儉入奢的前后變化。

  我們在許多史料中可以看到,明朝中葉以后的人們,在談到舊日風俗時,難免感嘆一番,內容也無非是昔日如何淳樸節(jié)儉,今日如何奢靡。因知在從明初至中葉的歷史中,曾經有過一個由儉入奢的過程。

  明朝初年物質比較匱乏,奢靡不過是少數社會上層富人生活的寫照

  洪、永兩朝名臣解縉的一份家書中,說盡了當時官員們生活的窘迫:

  每月關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鈔共七千貫,稻草亦甚貴。時時雖有賞賜,隨得隨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書,盡皆是虛花用了。衣服、靴帽、假象食之類,所費不貲。

  《西園聞見錄》卷十三記載,永樂朝戶部尚書夏原吉弟弟來京探親,臨去時原吉送給弟弟俸米二石。永樂帝得知后,感到太過寒酸,問原吉何故。原吉答:“臣所遺俸,已寄之,無以為贈。”永樂帝過意不去,又特賜幾匹好布。

  明朝初年算得上是一個物質比較匱乏的時代,雖然國家可以興土木、下西洋、遷都、出征,但從整個社會來看,不過國富民窮而已。不止民窮,即如皇室、官員們,也不能算得富有。明仁宗時為太子,留守南京的監(jiān)國,經常因為手頭拮據,不得不取給于城中富戶伊氏。而如伊氏這樣的富戶,在當時實在少之又少。那時候新科進士們看榜就宴,都是徒步而行,未見有乘車馬者。直到宣德以后,進京趕考的舉子,也只見有乘驢者。那時在京的御史住所,有的敝敗不堪,僅避風日。官員尚且如此,民間生活更可想而知。當時的官員鄒緝曾說:“今山東、河南、山西、陜西諸處,人民饑荒,水旱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茍活。民窮財匱如此,而猶徭役不休,征斂不息!币罁睹鲗嶄洝方y(tǒng)計,明永樂一朝,是中國歷史上蠲免賑濟最多的時段,鄒緝這里所說的北方各地,則顯然是并無蠲免的去處。

  這種情況大約正統(tǒng)以后方有所變化。當我們看到成化間解職歸鄉(xiāng)的御史姚綬那種“粉窗翠幕,擁童奴,設香茗,彈絲吹竹,宴笑彌日”的生活時,我們會深感這些鄉(xiāng)紳們就是社會奢靡風氣的引導者。但是其實這也不過是當時社會上層富人生活的寫照。

  晚明奢靡流風自上而下,很快便影響到整個社會,民風趨奢成為一時之共見

  我們看歷史,皆知首先得以享受這種奢靡生活的人,只能是官員與商人。但是流風自上而下,很快便影響到整個社會。到這個時候,人們卻又要說“士風儉薄,民風奢侈”了。不過此類說法,大都見于方志之中,這很能夠說明民風趨奢成為一時之共見。這無非是地方修志者們認為,上層官員士紳與富商大賈的奢靡盡可理解,而民間的效法,則是社會風氣由儉入奢的衰頹之變。

  我們翻開晚明的文集、筆記或者方志,幾乎隨處可見關于社會競奢風氣的記述,而且記述下了社會風氣從儉入奢的前后變化。萬歷《通州志》卷二記:

  弘(治)、正(德)之間,猶有淳本務實之風。士大夫家居多素練衣,緇布冠。即諸生以文學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民之家,則用羊腸葛及太倉本色布,此二物價廉而質素,故人人用之,其風俗儉薄如此。今者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云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褲襪,亦皆純采,其所制衣,長裙闊領寬腰細摺,倏忽變異,號為時樣……故有不衣文采而赴鄉(xiāng)人之會,則鄉(xiāng)人竊笑之,不置上座。向所謂羊腸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無人服之也。至于駔會庸流、么麼賤品,亦戴方頭巾,莫知禁厲,其俳優(yōu)隸卒,窮居負販之徒,躡云頭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為異。

  舊時便宜的羊腸葛、本色布因為沒有銷路而不再生產,這是典型的市場選擇的結果。但是里中子弟爭相以價高而美麗者為衣,為褲襪,且“倏忽變異,號為時樣”,則是追求時尚風氣的結果。今日所謂追求時尚,其實是商家的行為,以此而促進商品的銷售。年輕人永遠是潮流的追逐者,晚明時代也是由青年們領導了時尚的潮流,并由青年人影響到整個社會。

  這里所說的通州,乃是南直隸通州,即今日江蘇南通市,時屬揚州府,較之蘇松杭常諸地,猶有不及,然其風俗即已如此,且此種風俗,不僅限于南直隸、江、浙,當時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風愈趨逾下,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其流至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褲。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嬌聲充溢于鄉(xiāng)曲,別號下延于乞丐”。

  這些方志中的記錄,從宴飲說到服飾,再從服飾說到民歌時調,從上層社會說到下層社會,從市井說到鄉(xiāng)里,競奢風氣似乎成為當時城鄉(xiāng)社會的普遍現象。

  侈靡之風,破壞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風氣,貪黷之風,又倒過來刺激社會風氣,使其更趨奢靡

  較早關注晚明競奢風氣的學者,中國臺灣的徐泓教授和林麗月教授首先提出:“嘉靖以后,社會風氣侈靡,日甚一日。侈靡之風盛行,消費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業(yè)機會,尤其商品交流的增加,更促進商品經濟的發(fā)達。侈靡之風盛行,又影響明末社會秩序的安定,僭禮犯分之風流行,對‘貴賤、長幼、尊卑’均有差等的傳統(tǒng)社會等級制度,沖擊甚大。尤其侈靡之風,刺激人們欲望,為求滿足私欲,乃以貪污納賄為手段,破壞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風氣,使貪賄成風,恬不為怪,而貪黷之風,又倒過來刺激社會風氣,使其更趨奢靡!奔日劦搅松菝绎L氣對于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刺激,也談到了奢靡風氣對于社會貪腐的推波助瀾。其實晚明并非富裕到了可以盡享奢靡的程度,當時的實際情況只是未富而先奢。

  邇來競尚奢靡,齊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貧者亦槌牛擊鮮,合享群祀,與富者斗豪華,至倒囊不計焉。若賦役濟,則毫厘動心。里中無老少,輒習浮薄,見敦厚儉樸者,窘且笑之。逐末營利,填衢溢巷。貨雜水陸,淫巧恣異。而重俠少年,復聚黨招呼,動以百數,椎擊健訟,武斷雄行。胥隸之徒,亦華侈相高,日用服食,擬于市宦。

  明崇禎間所修山東鄆城志這段記述,將當時競奢的風氣與社會生活中的僭越行為結合了起來,而且談及當時人在競奢的同時,卻不肯承擔分內的賦役與社會救助。我們也因此可以看到,在晚明競奢風氣的背后,并未形成商品生產條件下對于舊有觀念的真正沖擊,而只是更突出表現了拜金與對于享樂的追求,很難顯現出對于社會發(fā)展的助動。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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