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人，常常是不僅喜歡讀書，而且喜歡思考，且這種思考并非是漫無目的，而是緊貼現(xiàn)實，或是由現(xiàn)實而引起的思接千載，并由此悟出一些道理，或推出一些論據，以便“古為今用”。應該說，這是一件好事。

    好事要做好，并非一件易事。沒有對歷史的較多了解與深入分析，缺乏對文章的多方求證與辯證思維，單憑文中的一兩句話、一兩個詞，便“勇”下推論，則很可能會失之偏頗。

    譬如，宋人俞文豹在《清夜錄》中寫道：“范文正公鎮(zhèn)錢唐，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見錄，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此]之。“有的人便從”兵官皆被薦“一語中，推論出時任杭州知州范仲淹的用人出了問題，好像范仲淹是靠批發(fā)”官帽“干事業(yè)的，而且這種”批發(fā)“，只認”近人“，不識”外人“：巡檢蘇麟常年在外，就沒被提拔。后來，得到提拔，是因為他會套近乎，”獻詩“而得。由此，不僅推論出范仲淹的用人”不公“，而且推論出蘇麟是跑來的官。

    其實，這種推論，乍看有“理”，但對之三思，也就能發(fā)現(xiàn)它立不住腳了。譬如，提拔干部，不論是官是兵，只要適合便一視同仁，正是范仲淹用人公道的表現(xiàn)。對不熟悉、不了解的人不貿然舉薦，而一旦知道其德才，“即薦之”，也恰恰是公正地對待用人。而像蘇麟，既能樂于本職的“獨巡”工作，又能寫詩把自己的見識見解表達出來，還能讓范仲淹受冒犯卻“甘于”推薦，足以說明蘇麟的才德——畢竟，雖說蘇麟這個人史中似無其他記載，可范仲淹卻不僅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名句流傳于世，而且有“條陳十事”的改革主張記錄在冊——這個“條陳十事”，其中有四事是涉及用人，目的是廣開門路，把有真才實學的人用起來。

    所以，這樣的望文推論當三思，不僅不顯多余，反而非常有必要。望文推論當三思，三思者，多思、深思也。目的是多層面觀之，多渠道證之，以求事準、疑釋、理顯。在這方面，可以毛澤東一事為例。1958年，劉少奇曾以賀知章《回鄉(xiāng)偶書》一詩中“少小離家老大回”來說明唐代時期，在外為官是不帶眷屬的。毛澤東聽說此事后，覺得“不甚妥當”。為此，他翻了《舊唐書》、《全唐詩話》，然后給劉少奇寫信說：“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當然，毛澤東盡管論據多多，仍不以勝券在握的絕對口氣，而是以相互尊重的商討口吻道：“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辈⒄f：“寫了這些，以供參考�！�

    望文推論當三思。只有三思，講出的話，才有可能不僅自己真信，而且別人也服；說出的理，不僅自己欣賞，而且別人點頭；作出的決策，不僅自己說行，而且眾人說成。一句話，三思之后，才有可能去偽存真，去浮存實；才有可能“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才有可能一語抵眾心，萬事賴眾成。

    望文推論當三思。要三思，讀書是前提，深入是關鍵。讀書，既不可走捷徑，也不可耍聰明，而須“唯先覺之是效”；深入，既不可以簡求繁，也不可只循舊跡，而須“任吾警悟之靈”。（王夫之《四書訓義》）如是，才有可能一思得“花”，二思得“枝”，三思得“根”，握真握是。